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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准数据 中国“互联网 +”数字经济指数研究报告(上)

发布人:管理员

 目录


1、互联网+数字经济总指数:数字经济的中国速度 

1.1过去一年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增长 

1.2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1.3数字经济成为带动就业增长新引擎 

1.4 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内陆省份追赶沿海发达地区 

1.5 中国数字经济版图初成 

1.6 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居中游的城市成为数字经济主要增长极 

2、产业分指数:数字经济纵深发展 

2.1产业分指数排名 

2.2 总体快速增长,行业表现分化 

2.3成渝成长为数字产业第四极 

2.4数字经济纵深发展 

2.5 云计算高度集中、迅猛增长、快速下沉  

2.6 精准扶贫,一个都不能少 

3、双创分指数:理性回归 

3.137双创分指数排名变化 

3.2双创活动理性回归 

3.3数字产业发展带动线上双创活动 

3.4线下双创活动的激活因素 

4、智慧民生分指数:步入移动大发展的元年 

4.1智慧民生分指数排名 

4.2数字经济连接政府,引发智慧民生加速向后线城市下沉扩散 

4.3移动政务服务的全面供给让用户更有“获得感” 

4.4智慧民生的三大增长驱动力 

4.5 智慧民生有助于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消弭数字鸿沟的重要抓手 

 



1、互联网+数字经济总指数:数字经济的中国速度

1.1过去一年(2016)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增长

 

2016年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延续上一年度的计算方法,汇总腾讯、京东、滴滴、携程、美团以及大众点评等公司的大数据,精准刻画全国三十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全国351个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状况。互联网+数字经济总指数下设基础、产业、创新创业和智慧民生四大分指数,数数据来源涵盖社交、新闻、视频、云计算、内容产业等19个领域,直观反映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在全国351个城市发展状况和活跃程度。

指数显示,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总指数相较2015年增长161.95点,到达261.95点、同比上升61.95%。其中基础和产业部分增长态势尤其突出,创新创业与智慧民生部分则稳中有进,指数总体增长速度超过2016年GDP总体增长水平。作为对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映射指标,互联网+数字经济总指数 61.95%的增长反映了我国2016年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态势。

 

 

2016年省级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排名中,广东以54.23点高居榜首,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分列2- 5位。头部5省份在互联网+数字经济总指数中占比达49.07%,相较其他省份优势明显。排名6- 10位的省份分别为福建、四川、山东、湖北、湖南。各省指数数值均较去年有着较明显的增长。在市级排行中,北京以25.90点蝉联榜首,在指数数值上进一步拉大了与其他城市的差距。深圳、上海、广州三个一线城市名次与2015年相比保持不变,分列2- 4位。成都排名提升一位,首次进入前5,显示出西部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杭州、武汉、重庆、福州、东莞、长沙、苏州、西安、南京、佛山、天津、郑州、厦门、青岛、宁波分列排行6- 20位。其中东莞、苏州和宁波凭借在产业和智慧民生板块的快速发展,总榜单排名分别上升6、5和8位,成为前20名榜单中的黑马城市。

 

1.2  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激发潜能,拉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发展越好的地区,实体经济也越发达。根据回归模型测算,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每增长一点,GDP大致增加1406.02亿元。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增加161.95点。由此估计2016年全国数字经济总体量约为161.95*1406.02≈227704.9亿元。根据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我国2016年国民生产总值约为74.4万亿元 。由此可以估计数字经济体量大致占2016年全国GDP总量的30.61%。

 

这一估算与其他权威机构估算的结论大致相同。例如,《2016中国数字经济报告》测算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22.4万亿人民币,约合3.8万亿美元,占GDP比重约为30.10%。两份研究成果运用不同的测算方法,交叉验证得出大致相同的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我国数字经济占我国经济总量大约三成的结论。横向对比,美国、日本、英国数字经济体量占GDP比重分别为50.2%,45.9%和54.4%。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经济总体数字化水平仍有差距,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相对偏低。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1.3 数字经济成为带动就业增长新引擎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带动一地GDP的增长,也能够促进各个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全方位拉动就业,降低地区整体失业率。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失业率会显著低于其他地区。据回归分析测算得出,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每增加一点,该省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大致下降0.02%。2016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2%,而31个(自治区、直辖市)2016年指数平均增长5.22点。由此可以估算出,数字经济发展使得31 个省份城镇登记失业率平均下降大约 0.10%(0.02%*5.22≈0.10%)。

 

同时,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值高的地区,该地区新增就业人数也相应较高。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每增加一点,年度新增就业人数大致上升1.73万人,2016年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总量上升161.95点,由此可以推算,数字经济在2016年大致带来280.17万新增就业(1.73*161.95≈280.17)。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新增就业人数为1314万,由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占全国新增就业的21.32%(280.17/1314*100%≈21.32%)。据此估算,2016年数字经济对于我国新增就业的贡献已经超过1/5。随着数字经济不断深入发展,数字经经超过1/5。随着数字经济不断深入发展,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结合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从而提高社会总体就业水平。

 

1.4 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内陆省份追赶沿海发达地区

在内陆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实体 GDP的影响要显著高于东部沿海地区。这一结论显示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追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测算,相较东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值与实体经济 GDP 相关性更高。在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较高、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每增长一点,实体经济 GDP 上升的总量较小;而在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值较低的内陆地区,指数每上升一点,对应的实体经济GDP上升体量相对较大。测算发现,互联网+数字经济每增加一点,内陆省份GDP上升幅度相较东部沿海省份高1619.48亿元。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东部沿海地区数字经济较为发达,实体经济的数字化程度较高,数字经济已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在此情况下,数字经济的增长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已经部分释放,导致数字经济对于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而内陆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数字经济对于实体经济的润滑和放大作用还未充分体现,发展数字经济对于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更明显。在此阶段,发展数字经济对于内陆地区经济体的提升和带动作用更为突出,有助于缩小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1.5 中国数字经济版图初成

通过对四大分指数的聚类分析11,全国351个城市可以按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被划分为 5个层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构成数字经济一线城市,四个一线城市在总指数中占比为29.0 % ;成都、东莞、佛山、福州、杭州、南京、苏州、天津、武汉、厦门、西安、长沙、郑州和重庆共 14 市构成数字经济二线城市,在总指数中占比 19.17 % ;大连、宁波、青岛等1 9 市构成数字经济三线城市,在总指数中占比12.80%;保定、唐山、扬州等65市构成数字经济四线城市,在总指数中占比16.83%;全国其他249个城市构成数字五线城市,在总指数中占比22.20%。

对比2016年和2015年指数的城市分层结果,东莞、佛山、福州、苏州四市从2015年数字经济三线城市跃居2016年数字经济二线城市;惠州、金华和中山三市则由数字经济四线城市晋升至三线城市;常德、郴州等18市由数字经济五线城市提升为四线城市。这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层级提升,成为 2 0 1 6 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亮点城市。

 

数字经济一线城市(共4市):北京、深圳、广州、上海,指数占比29.0%;数字经济二线城市(共14市):成都市、东莞市、佛山市、福州市、杭州市、南京市、苏州市、天津市、武汉市、厦门市、西安市、长沙市、郑州市和重庆市,指数占比19.2%;数字经济三线城市(共19市):大连市、哈尔滨市、合肥市、惠州市、济南市、金华市、昆明市、南昌市、南宁市、宁波市、青岛市、泉州市、沈阳市、石家庄市、太原市、温州市、无锡市、长春市、中山市,指数占比12.8%;数字经济四线城市(共65市):保定市、沧州市、常德市、常州市、潮州市、郴州市、德阳市、赣州市、贵阳市、桂林市、海口市、邯郸市、河源市、衡阳市、呼和浩特市、湖州市、济宁市、嘉兴市、江门市、揭阳市、兰州市、廊坊市、聊城市、临沂市、柳州市、龙岩市、洛阳市、茂名市、梅州市、绵阳市、南通市、南阳市、宁德市、莆田市、秦皇岛市、清远市、汕头市、汕尾市、韶关市、邵阳市、绍兴市、台州市、泰州市、唐山市、潍坊市、乌鲁木齐市、湘潭市、新乡市、邢台市、徐州市、烟台市、盐城市、扬州市、阳江市、宜昌市、银川市、岳阳市、湛江市、漳州市、肇庆市、镇江市、珠海市、株洲市、淄博市、遵义市,指数占比16.8%;其他城市均为数字经济五线城市(共249市),指数占比22.2%

 

 

 

1.6  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居中游的城市成为数字经济主要增长极 

对数字经济发展不同层级的城市指数增速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2016年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居中游的城市数字经济增长动力最强,其增速高于发展程度最高和最低的城市。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 程不断加速,二三四线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高总体呈现M型,二、四线的城市增长速度最快,其次 速增长期。凭借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可以预计在为三线城市,最后为一、五线城市。其中,二三四线城市互联网+数字经济2016年指数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增速分别超过全国平均增速10.07、4.80和17.93个点;一线城市和五线城市增速略低,分别低于全国平均增速3.96和17.53个点。

 

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处中等水平的城市已经成为我国数字经济重要的增长级。经历了一轮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数字一线城市产业数字化、信息化的程度相对较高,增速出现放缓趋势;而数字经济发     展程度处中等水平的城市有着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增长潜能,随着移动互联基础设施的广泛普及、互联网+不断深化落地、传统行业数字化与互联网化进程不断加速,二三四线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高速增长期。凭借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处中等水平的城市将 释放巨大潜能,数字经济总体增速会保持在较高水平。在一线城市增长趋缓,尾部城市增长略显乏力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处中等水平的城市将成为我国数字经济重要的增长级。

 

2、产业分指数:数字经济纵深发展

2.1 产业分指数排名

2.1.1 产业分指数省级排名变化情况

与2015年相比,产业分指数省级排名位次变化不大。广东省和北京市继续领跑全国。浙江省超越上海市,进入全国数字产业三强。上海位列第四,江苏省紧随上海之后位列第五。但浙江、上海、江苏三者差距较小,未来出现座次调整的可能性很高。湖南省上升3位,进入前十,也是产业分指数排名变化最大的省份。其余省份的位次变动均在两个位次以内。增速方面,重庆市2016年产业分指数增长391.49%,成为增速最快的省份。湖南、江西、贵州、云南四省分列第2-5位。增速排名前五的均为中西部省份。

 

2.1.2 产业分指数市级排名变化情况

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四个数字一线城市产业分指数排名与2015年相同,依然遥遥领先其他城市。北京2016年产业分指数增速为90.02%,低于深圳的100.24%、上海的201.48%、和广州的207.98%。在数字一线城市中,北京的产业分指数虽然仍大幅领先,但与其他三个城市的差距在快速缩小。2015年北京产业分指数是广州的2.15倍,2016年下降到广州的1.53倍。重庆排名提升五位,第一次进入全国前十。

湖南常德在产业分指数全国排名前100位城市中增速最快,达到614.96%,其排名位次上升37位,第一次进入百强榜单。进一步分析显示,常德在医疗、教育、金融、交通物流、文化娱乐等各个行业增速均排名靠前,成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一匹黑马。

 

2.2 总体快速增长,行业表现分化

2.2.1 医疗、教育等消费升级概念行业指数快速增长

2016年,产业分指数快速增长,总体增速达到190.78%,是构成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的四个一级分指数中增长最快的。产业分指数的高速增长折射过去一年互联网+行动在全国扎实落地。细分行业中,医疗健康、交通物流、教育行业增幅居前,分别达到397.61%、307.77%、304.88%。

消费升级趋势很好地解释了产业之间指数增速的差异。增速最快的文化娱乐、医疗、交通物流、教育、餐饮住宿等行业都属于消费升级的主要对象。这些行业的高增速实际上反映出中国社会整体对于消费升级产品的强烈需求。其中文化娱乐行业增速最快,这一方面是因为影视、音乐、文学、电子竞技等文化娱乐内容数字化门槛较低,与云、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可以快速结合。另一方面,文化娱乐产品制作周期短、供给弹性大。相比之下,医疗、教育等行业的数字需求虽然较高,但供给端受到线下资源的约束,增速受到限制。

商业服务、生活服务、零售等行业增速排名靠后,虽然也分别取得160.76%、148.00%、101.89%的高速增长,但在产业分指数整体超高速增长的背景下,表现并不突出。金融行业监管政策较为严格,对新技术应用态度较为谨慎。生活服务等行业进入常态化发展轨道,越来越多走入线下实体。零售发展时间最长,也最为成熟,增速较为温和。

 

2.2.2 细分行业对产业分指数增长贡献度分化

各细分行业增长对产业分指数增长的贡献度不同。以产业分指数增长为因变量、12个细分产业指数增速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除餐饮住宿和旅游外,所有其他行业对产业分指数增长都有显著贡献。考虑到各个细分行业在分指数计算当中权重稍有不同,在调整了权重因素之后,贡献度最大的五个行业依次为医疗、文化娱乐、商业服务、教育和金融行业。这五个行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产业分指数依次分别增长0.17点、0.14点、0.18点、0.15点和0.12点。

 

 

2.2.3 交叉验证

零售、交通物流、餐饮住宿、生活服务、旅游等行业的产业分指数分别纳入了京东、滴滴、新美大、携程等友商数据。交叉比对的结果发现,以友商数据为基础计算的行业增速与以腾讯的数据为基础计算的行业增速基本一致。实际上,各公司数据都显著高相关,侧面说明产业分指数的高速增长是中国产业快速数字化的真实反映。

 

2.3 成渝成长为数字产业第四极

以北京和天津为核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以上海和杭州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以广州和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火车头的角色。这三个城市群也是中国数字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近年来,以成都和重庆为核心的西部城市群快速崛起,很可能成长为中国数字经济的第四极。

     

2.3.1 西部双子星

成都和重庆同为西部重镇,地理位置接近,2016年产业分指数排名靠前,增速较快,总量逐渐接近领先的京津、沪杭和广深地区,成为引领中西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城市群。

具体来说,广深、京津、沪杭、成渝的产业分指数总和达到144.52,占全国总量的36.98%。成都与重庆的产业分指数之和为18.50,规模在四个城市群中最小,刚刚超过沪杭地区的一半(上海和杭州产业分指数之和为35.49),仍远小于京津地区(北京和天津产业分指数之和为40.81)和广深地区(广州和深圳两城产业分指数之和为49.72)。

而从增速来看,四个城市群中成渝的增速最快,2016年产业分指数同比增速达到320.48%,远超广深的141.36%、京津的109.18%和沪杭的191.11%。总的来看,成渝产业分指数仍然较小,但增速很快,与其余三个城市群的差距在迅速缩小。

 

2.3.2 明星城市的明星行业

成都2016年产业分指数较2015年同比增长280.28%。其中医疗和交通物流行业的数字产出增长尤为突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成都在全国医疗行业分指数排名由2015年的第七位上升至2016年的第六位,交通物流行业在全国位列第三,较去年提升四个位次,是成都排名变化最大的行业。重庆2016年产业分指数低于成都,但同比增速更快,在数字一二线城市中排名第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重庆的医疗行业分指数增速极快,表明当地医疗资源正在快速数字化。

成渝地区的医疗和交通行业整体表现都很突出,在总量已经较大的情况下,增速仍然保持高位,是对两地产业分指数贡献最大的两个行业。成都和重庆是西部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医疗、教育资源集中的城市,线下的实体经济发展强。传统线下实体资源对相关行业数字经济发展形成强有力支撑。

2.4 数字经济纵深发展

从产业分指数在全国不同层级城市的增速来看,数字经济正由数字一线城市向四五线城市下沉发展;由东南沿海城市向中、西部纵深发展。

   

2.4.1 从一线到五线,产业增速三级跳

2016年产业分指数平均增速由低到高分成三个梯级。北上广深四个数字一线城市平均增速显著低于其他所有城市,成为增速最低的梯级;二线14城和三线19城产业分指数增速差距不显著,构成第

二个梯级;四线65城和五线249城产业分指数增速显著高于其他城市,构成增速最高的第三个梯级。三个梯级间增速差异显著,梯级之内的城市群增速差异不显著。这样的梯级差异说明,产业的数字化浪潮正在向数字经济不发达的城市下沉。

具体到不同行业,向数字经济较不发达城市下沉的阶段不同,速率也有差异。举例来说,交通物流行业增速形成与产业分指数类似的三个梯级,说明后线城市的追赶步伐较快,整个交通物流行业已经下沉到比较彻底。相比之下,医疗和金融行业在数字四线城市增速最快,五线城市增速缓慢,说明这两个行业的数字化目前仍局限于排名前100位的城市,但在向数量最多的五线城市下沉过程中仍然面临困难和挑战。教育行业情况更为特殊一点,在14个数字二线城市的增速最高,对三四五线城市的渗透速度仍然较慢,显示教育行业数字化发展仍然局限在规模最大的二十个城市当中,下沉趋势并不明显。换句话说,交通物流行业下沉的最彻底,医疗和金融行业次之,而教育行业下沉才刚刚开始。

  

2.4.2 从东部向中西部扩展

数字经济下沉的另一个现象就是,产业数字化浪潮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部和西部城市渗透,中西部地区城市的产业分指数增速显著高于东部城市。同样的,在由东部向中西部下沉的过程中,不同行业所处的阶段不同,下沉速度不同。交通物流行业的增速分布趋势与产业分指数整体类似,都呈现西高东低的现象,说明交通物流行业在西部地区发展更为迅速。而医疗和教育行业则呈现东部城市高于中部或(和)西部城市的特点。也即,这两个行业由东向西推进发展的过程

还在比较初级的阶段。

    

 

2.4.3 高铁一小时经济圈

以北京、深圳、上海、成都为圆心,250公里为半径,形成围绕四个数字产业中心区的高铁一小时经济圈。

 刨除四个中心城市和重庆、天津、广州、杭州,高铁一小时经济圈内共有54座城市。2016年这54座城市的产业分指数平均增速为303.34%,显著高于非经济圈内的其余城市的 259 .97 %(p<0.014)。特别是文化娱乐、医疗、和教育行业,经济圈内城市增速高出圈外城市10.88%、41.04%、和8.10%。t检验的结果显示三个行业分别在0.000、0.000、0.019的水平上显著。

  

2.5  云计算高度集中、迅猛增长、快速下沉

指数框架内,可依照云计算相关二级指标加权平均得出云计算综合指标。2016年这一指标高速增长,较2015年同比增长276.20%。云计算市场仍然高度集中在数字一线和二线城市。2016年,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四个城市云计算综合指标占全国总量62.54%。重庆、天津、成都、杭州等十四个二线城市占19.29%。数字一二线份额总和达到81.83%。

各城市云计算综合指标的增速与该城市云计算市场规模呈现明显的倒挂趋势,即云计算综合指标值越高的城市增速越慢。数字一线城市综合指标最高,平均增速也最慢。二至五线城市增速依次显著加快。

  

这一增速的差序格局反映出云计算技术正在快速下沉进入后线城市。数字一线的北上广深四城虽然占据全国云计算市场的主要份额,但与2015年相比显著下降,二三四线数字城市在全国云计算市场份额快速增长。二线城市上升幅度最小。五线城市升幅最大,市场份额一年内实现翻一番。

2.6 精准扶贫,一个都不能少

2.6.1 值得注意的少数例外

2016年全国数字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综合351个城市产业分指数总体状况,数字经济向中西部、向后线城市下沉。2016年产业分指数绝对值较低的城市,增速相对较快,反之亦然。但也存在产业分指数和增速都很低的“双低城市“。这些城市在数字经济发展大潮中渐渐被落下,需要引起特别注意。

双低现象在文化娱乐行业表现得最为典型,在医疗、教育、和金融行业也不同程度存在。这些双低城市包括青海果洛州、玉树州、黄南地区;西藏阿里地区、那曲地区;新疆克孜勒苏州;海南省儋州市等。这些地区地处偏远,人口密度较低、基础设施不发达,发展数字经济面临现实困难,需要外部力量扶持发展,属于数字扶贫需要重点关注的地区。

 

2.6.2 结合优势行业精准扶贫

双低城市各行业间发展相对不平衡,个别行业数字产出不乏亮点,可以作为未来扶贫参考的方向。以西藏那曲地区为例,虽然在金融、交通、医疗、教育等行业总量和增速排名都排名末段,但在旅游行业表现突出,2016年旅游业数字产出同比增速高达393.39%,在全国排名靠前。这一增幅的取得可能是因为基数较低放大了增速。但另一方面说明,在具备独特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的地区,有针对性地合理有序开发旅游资源,可能是未来扶贫工作需要努力的方向。

部分中部城市也出现产业分指数和增速都排名末段的情况,如潜江、天门、仙桃、中卫等。虽然这些城市在GDP排名中也较为靠后,但在基础设施方面较青海西藏等偏远地区有优势。部分城市在农业、零售等行业数字经济指数增速排名靠前,例如天门市零售业和农业全国排名较其GDP全国排名超前过100位。针对性发展涉农数字产业,不失为一条可供参考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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