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入中国，人们还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神灵来崇拜，跟神化了的黄帝、老子一样，在朝廷和一些王公贵族的家里供奉，民间还没有什么人信仰。从文献记载看，汉恒帝可能是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他曾经在宫中建立黄老、浮屠之祠。最早出家信佛而又见于记载的汉人是汉灵帝时的严佛调，这已经到了东汉晚期。至于第一个登坛受戒、正式成为和尚的汉人朱士行，已经是三国时期的人了。足见佛教初来时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中国第一位西行求法的人----朱士行,法号“八戒”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有了突出的发展，表现在：第一，佛经翻译的规模明显扩大。虽然译经的主力还是来自西域的僧人，但跟随他们研习的汉土弟子甚多，如西晋时期的西域僧竺法护，所译经典据说有一百五十余部，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又如后秦时的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僧人鸠摩罗什，被迎入长安逍遥园（今陕西户县草堂寺），大量翻译佛经，从习弟子3000余人。他所译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金刚经》、及《妙法莲华经》等，对中国的佛教理论有划时代的贡献。死后葬于园内，弟子为其建鸠摩罗什塔，至今立于草堂寺内。第二，弘传活动进一步兴盛，出现了比较大的佛教活动中心，如洛阳、长安、建康（今南京）、庐山等地。东晋名僧慧远，以庐山东林寺为道场，率众念佛行道，并请一些西域僧人前来传授经纶。一时，庐山佛事大盛。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他率众于寺内无量寿佛前建斋立誓，期寻净土，共结“白莲社”，参加的各方人士有123人。第三，大量营建佛寺僧舍，建造石像石窟。据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所载，仅北魏在洛阳的寺庙已达1376所，北齐在邺都（今河北临漳县）的寺庙达4000所。南朝的寺庙也不少，梁时已有2846所。唐代诗人杜牧所写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第四，西行求法活动成风。中国最早到西域求法取经的僧人是三国时的朱士行，他也是中国第一个西行求法的人。到两晋南北朝时期，便有越来越多的人步其后尘，他们的目的是搜集经典，参拜圣迹，寻访高僧，求得学问，以推动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第五，在思想信仰方面，已不满足于前一时期只求一般的解脱痛苦，而是祈求往生弥勒净土（极乐世界）。这种信仰迷惑了许多处于苦难中的人们，对佛教的传播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信仰目标的转变也说明了佛教竭力适应中国的环境，以开拓自己的传播市场。

    竺法护 画像

    鸠摩罗什 画像

    草堂寺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突出发展的原因有三：（1）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社会各阶层都受到了无穷的苦难，于是都想在苦中寻求一种寄托和安宁，佛教所主张的自我解脱和超度求生等教义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这可以说是社会基础。（2）这一时期，社会上流行玄学，热衷清淡。玄学崇尚老庄思想，主张“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否认外界事物的存在，很容易与佛教宣扬的出世思想合流，因此主张“一切法皆空”的佛教《般若经》很快流行起来。事实上，玄学到东晋以后便失去了它的势头，而为佛学所取代。佛教宣扬的“名实俱无”，实际上是“以无为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可以说是思想基础。（3）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利用。佛教宣扬的基本思想，对统治阶级是非常有利的。它虽然不像儒学那样主张忠孝节义，安分守己，但它要求佛教徒刻苦修行以求解脱的基本精神和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一系列说教，不但构不成对统治秩序的威胁，相反还有助于维护这种秩序。从东汉到南北朝的五百年间，封建统治者是逐渐认识到佛教的作用而逐渐予以重视并大力提倡的。有的统治者则是由于极端迷信而予以极度推崇。东晋时，晋成帝、哀帝都召请名僧名僧入宫讲经或为他们批地建寺。南朝的宋文帝认为佛教有助于教化，常跟一些名僧研讨佛理。宋武帝甚至让僧人参与朝政，因他们穿褐黑色衣服，被人称为“黑衣宰相”。梁武帝崇佛达于极盛，他曾四次舍身入同泰寺（今南京鸡鸣寺），然后又由大臣用钱把他赎回来，这实际上是他给寺庙捐资的一种办法。北朝的北魏政权也很崇佛，常请僧人入宫，礼拜为师。汉献帝还在宫中建寺习禅，拜佛念经。孝文帝还特许寺院向老百姓征粮。宣武帝在洛阳为千余名外国僧人广建佛寺，把他们迎入内殿讲经，自己笔录等。这可以说是阶级基础。这几方面的原因使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迅速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繁荣的隋唐佛教。

    入门便悉弥勒笑

    鸡鸣寺

    佛教在隋唐两代，特别是在唐代，达到了发展的高潮，这是因为隋唐帝王笃信佛教，采取了积极扶持佛教发展的政策，在全国各地广建寺院，剃度僧尼。而唐代前期作为一个大一统、经济富裕、文化繁荣、武力强盛的帝国，对各种宗教都采取了极为宽容和大力提倡的政策，佛教本身也极力向民间渗透，在教义和礼仪方面努力适合中国民众的需要。这个时期佛教的特点是：（1）佛学大盛。唐代的佛经的翻译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超越前代而达到最高成就。唐代的译经工作基本上由国家主持，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到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的180余年间，都是由国家组织译场，请中外名僧译经，前后有26位大师相继工作，其中包括玄奘、义净等西往取经归来的佛学大师。他们精通梵语，译意准确，译经的质量很高。仅唐代就译经2159卷。这许多佛经的翻译，不但为僧人们提供了学习的经典，也为佛教研究者提供了资料，因此佛学在唐代大为兴盛，出现了许多佛学论著。（2）寺产丰肥。“寺产”指寺院领有的土地及其他财产。由于国家政策支持和官僚地主布施，隋唐时的寺院拥有大批田产，由僧尼、奴婢和寺院的佃户租种，因此寺院的长老往往就像一个世俗的地主。此外，寺院还在周围开设客店、车坊、酒铺等，以高价租给商人经营；同时也开一种叫“无尽藏”的金融借贷事业，在慈善的名义下牟取暴利。这就形成强大的寺院经济。（3）宗派林立。佛教的日益传播使它必须适应社会各阶层的需要，以求的更大的发展，为此必须有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修行体系。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出现许多师徒间的传承体系和研究不同经卷的各种宗派，如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和摄论学派等。到了隋唐时代，某些大寺院为了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为了吸引更多信徒，各自依据某一经典加以发挥，逐渐形成不同派系，有的派系竟成为中国佛教最有特色的代表。

    玄奘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