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最近，业内的朋友谈起去年的一则旧闻。著名的商业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在2016年初调低了国际通信卫星公司（Intelsat）的评级，认为它负债过高而利润太低。有关的新闻标题看上去很吓人《穆迪公司认为国际通信卫星公司正在溺水而亡》。一家全球排名第一位的卫星运营商要完蛋了？这对于国内卫星通信业者来说，似乎是很难想象的事情。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又发生了些什么？

高通量卫星惹的祸？

此事的起因，与高通量卫星的兴起有着直接关系。穆迪公司在报告中说，国际通信卫星公司的2015年市值只有8.15亿美元，比2014年骤降了1.81亿，股价从超过12美元，一路降低到3.85美元。同时这家公司的综合债务达到了146.1亿美元，而且由于收入情况不佳，每年只能削减1500万美元。同时，根据国际通信卫星公司发布的数字，这家企业的年销售收入从2012年开始，一直在下降，从26.1亿美元，逐年降低到26亿、24.7亿、23.5亿和21.9亿美元。虽然依然是世界第一大运营商，但下滑的趋势着实堪忧。

这其中的原因，是新一代的卫星技术——高通量卫星——大幅度提高了无线电频率复用率，因此大幅度降低了单位带宽的价格。这对于拥有50多颗传统通信卫星的国际通信卫星公司来说，当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实际上，高通量卫星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国际通信卫星公司，总部设在卢森堡、经济规模仅次于国际通信卫星公司的世界第二大运营商SES公司，也面临着股价下跌、收入下降的问题。更有甚者，相当多中小国家政府出资组建的卫星通信运营商已经在谋求出售自己。他们没有国际通信卫星公司这么大的体量、资源和应变能力，连收支平衡都很难保证了。

对于如何解决问题，穆迪公司没有给出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只是提出，国际通信卫星公司应该找个合作伙伴来分担债务，或者出售部分卫星，或者找个“白马骑士”来挽救自己。

国际通信卫星公司下一步怎么办？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国内，那么运营商有很多商业之外的手段可以拿来解决问题或者至少可以暂时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一个完善的商业化环境里，企业的赔与赚都是自己的事，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对应的股市的波动与起伏。

面对困局，国际通信卫星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既然问题从高通量卫星而来，那么就要迎难而上。早在穆迪公司发布评估之前的2016年1月，国际通信卫星公司的第一颗高通量卫星IS-29e发射升空。这颗卫星是该公司向波音公司订购的EpicNG系列卫星中的首颗。我们翻阅了2016年3月以来的国际通信卫星公司的企业博客，可以发现，第一大类的话题就是EpicNG卫星的应用推广。

国际通信卫星公司的Intelsat 35e卫星，是EpicNG系列的第四颗卫星，于今年7月初发射升空。

国际通信卫星公司利用自己长期积累的影响力和人脉，大力向第一大用户——美国国防部——推广，发布了大量涉及产品优势、应用模式的宣传文稿，和最大的对手卫讯公司正面竞争政府市场。同时，国际通信卫星公司还在全球最权威商业航天媒体《空间新闻》上长期发布广告，彰显着企业一贯的稳定性和系统性的实力与文化。虽然这只是我们在公开渠道能看到的信息，但管中窥豹，大家还确实可以看出这家企业对高通量卫星市场的诚意和进取心。

另一方面，国际通信卫星公司充分认识到，无论卫星通信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如何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信息化服务，对最终用户来说就是解决一个如何接入网络的问题。卫星的频率复用方式可以演进，卫星的飞行方式也可以演进。国际通信卫星公司手中不但有146亿美元的债务，还有160多亿的资产，其中最值钱的，就是50多颗现役卫星和一批在研卫星的频率和轨道位置资源。这是开展卫星通信业务的基础。而频率资源，是新兴低轨道互联网星座最需要也最难得到的资源。所以，国际通信卫星公司拿出了这部分最值钱的资产，与一网（OneWeb）星座及其发起人格里格·维勒通力合作。这也体现出国际通信卫星公司作为一个商业企业，在商业环境下的求生意识与能力。

为了应急，国际通信卫星公司设法募资，多次筹集了数十亿美元，用来处置债务问题。

虽然从那则新闻的发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国际通信卫星公司的情况并没有显著好转，股价依然在3.8美元上下沉浮。不过也没有显著恶化，既没有卖出大批资产，也没有“溺水而亡”。期间，虽然国际通信卫星公司与一网公司合并的计划搁浅，但两家公司的合作依然在推进。

国内卫星通信企业在忙什么？

这样的剧情，似乎还没有在国内运营商身上发生。国内目前有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卫星通信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可以经营通信卫星转发器业务，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市场竞争条件。然而，国内卫星运营市场目前仍然是一副优哉游哉的景象，几乎看不到任何消费引导或应用案例推广，以扩大应用或业务等知名度。

自从2000年新的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成立后，原先的中国卫星通信广播公司及鑫诺卫星公司、中国东方卫星公司、亚太卫星公司合并到了一起。

虽然香港亚洲卫星有限公司也通过其国内代理商中信卫星开展业务，但由于这家企业的外资背景（在香港上市的亚洲卫星除了中信集团外，另一家大股东是美国通用电气），很难竞标大量的中国政府合同、大型国有企业合同。

而拥有卫星运营牌照的中国电信集团卫星通信有限公司一直没有自己发射卫星，只是利用国内外现有卫星资源开展一些通信业务。

考虑到大陆市场上的用户主力是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上文中的格局导致了如今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卫通几乎一统江湖。大陆市场上出现了一个卫星制造商、一个发射服务商、一个卫星运营商、稳固卫星用户的局面，没有什么波动，也没有什么收购并购，运营商按照一种稳定而不受干扰的节奏来订购和发射新的卫星。用户则固定地在运营商的资源框架内制定自己的采购计划。

虽然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多少也发生过一些大客户改换采购对象、新技术新业务开拓的事情，例如Ka频段卫星的发射，但是对总体局面没有什么冲击。其中，中星十六/实践十三号Ka频段卫星已经不再把消费市场当作主攻方向，转向了集团用户。这样重大的战略方向变更，也没有在业界引起什么谈资、话题或其他动静。

在这样的局面下，运营商的一切成本变动，就这样在“波澜不惊”中被产业链内消化掉。而各个环节如何分摊成本变动，协调过程也未必需要遵守商业规则。我们已经清晰地知道，国内的垄断卫星运营商并不是没有危机横亘在眼前，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为应积极进取的高通量卫星市场的下一步发展而持续营销了吗？如此宝贵的战略资源又进行了哪些战略合作？对下一步的商业融资和债务重组等，有哪些动作？答案是：都没有。而这些，正是中国卫星通信产业整个格局没有做大做强，无法形成充满活力的产业链、生态链的原因。

我们在失去着什么？

看上去稳步发展，实际上是一成不变的市场，或许保证了卫星通信产业的稳定，却也让中国的卫星通信产业失去了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宝贵的商业机会与产业形成后的巨额财富。

首先是国内的产业机会，无论是传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卫星通信行业都没有充分把握住。例如在民航客机后舱通信、高铁通信等领域，卫星通信行业虽然有所参与，但都没有取得商业意义上的实质性突破。为什么占有技术和解决方案优势的，反而失之交臂？

其次是轨道位置和频率资源，由于国内卫星通信产业玩家少、产业不活跃，因此向国际电联申请卫星轨道资源和频率资源的活动也并不算太积极。带来的结果就是，诺大的中国只有少数轨道位置和频率资源可用。当新的低轨道互联网星座兴起的时候，作为世界第一大互联网市场的中国，作为发明了各种网络购物节让全世界零售界都黯然失色的中国市场，拿不出一个有资源基础的自主星座方案。

同样失去的，还有大量的行业性合作机会。最近的案例，就是高通量卫星。这个在国际市场上异常火爆，甚至威胁到国际通信卫星公司生存的新业务，在国内竟然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合作方式而无法开展大规模消费应用。后续卫星即使发射上去了，会不会如同中星9号那样，落个近乎空转呢？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又何必要搞什么高通量卫星？

以上种种错失，虽然有政策和管理上的问题，但产业界和核心企业的能力不足、资源不足、公关能力不足，甲方心态、故步自封等等，都是无法回避的因素。

死亡预言是新生的号角吗？

从眼前来说，穆迪公司的死亡预言，或许是这个产业的新生号角。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一批中小型卫星运营商正在谋求出售自己，包括在2016年试图出售给信威集团却没有成功的以色列空间通信公司。这就给卫星通信行业的新进入者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事实也是如此，已经有一些国内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实施了小规模的收购。其中的过程，是完全商业化的。

国内卫星通信产业的现状已经不是一日之寒，靠运营商的一己之力恐怕也很难改变。但是，如果按部就班的日子继续下去，不好受的不仅仅是运营商，也包括整个产业界及其产业链上的所有环节。因此，上述商业化行为，或许正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

既然国内卫星通信格局难以撼动，那么外部着手，在商业氛围之下，各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资源出资源，让不肯转型、不易转型的传统运营商体会到死亡的味道，或许就能促使其变革，而产业各个平台所需要的，正是整个产业的新生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