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准人工智能 博鳌亚洲论坛 新兴经济体发展报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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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定期、定址的国际组织,也是亚洲以及其他大洲有关国家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就亚洲以及全球重要事务进行对话的高层次平台。博鳌亚洲论坛的宗旨是立足亚洲,面向世界,促进和深化本地区内和本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协调与合作。为了拓展亚洲经济体的对外交流渠道,建立更为广泛的跨区域联系,博鳌亚洲论坛还十分关注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与合作,并自 2010 年开始组织编写和发布新兴经济体发展年度报告。

2010 年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2009 年度报告》首次定义了“E11”(新兴 11 国)的概念。2018年度报告仍以 E11 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 2017 年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就业与收入、物价与货币政策、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大宗商品、债务和金融市场等方面的新情况和新进展,并对 2018 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展望。

2017 年,得益于外需的大幅增长,也得益于总体稳定的国内消费需求,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明显提升,并总体呈现向好态势。2017 年 E11 的 GDP 增长率约为 5.1%,比 2016 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继续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中处于领先地位,比世界经济增速高 1.4 个百分点。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保持 6.9%的中高速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约 1/3,并继续扮演着最大贡献者角色。俄罗斯与巴西经济走出衰退,经济增速由负转正。一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就业市场总体稳定、通胀压力有所缓解、国际贸易强劲复苏、金融市场总体保持稳健,但债务水平持续攀升和国际直接投资增长乏力。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取得诸多新的进展。从内部合作来看,2017 年 E11 内部贸易占 E11 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持续下降的势头得到抑制,并超过 2015 年的水平;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稳定增长。从对外合作来看,长期以来 E11 对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相对较高。但在 2017 年,由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的良好复苏,发达经济体占 E11 的贸易份额出现下降。并且,在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政策内顾倾向加重的背景下,E11 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谈判进展缓慢。

由此可见,当前以 E11 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拥有良好的经济增长表现。但是,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青年失业率、收入分化、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公共和私人债务、金融泡沫以及特朗普税制改革的溢出效应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不可忽视。同时,外需能否持续增长、投资增长动能能否重塑也值得关注。

展望 2018 年,新兴经济体经济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但仍需防范各种风险和挑战,挖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一章 导论

2017年度报告中,我们预计2017 年 新 兴 11 国(E11)的经济复苏稳中向好,经济增速总体好于 2016 年。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确实如此,但 2017 年 E11 经济复苏增长势头超出我们的预期,按各国购买力平价(PPP)换算的经济总量加权计算的经济增长率约为5.1%。出现这一结果主要得益于外需的大幅增长,也得益于总体稳定的国内消费需求。与此同时,2017 年度报告指出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债务水平攀升、外汇市场波动加剧、保护主义不断升级、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各种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均不同程度地侵蚀经济稳定复苏的根基。

1.1 2017 年总体形势

2017 年,E11 经济增长率显著提升,主要经济体增长表现超出预期,通胀压力下降,大宗商品升势放缓,国际贸易增长强劲,但就业与收入增速下滑,国际直接投资增长乏力,公共债务持续攀升。

1.1.1 经济增长:显著提速

在过去数年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累积效应释放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提速,E11 的经济呈企稳回升之势,增长速度更是大幅提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测算,2017 年 E11 国家的 GDP 增长率约为 5.1%,比 2016年提高 0.5个百分点,比世界经济高 1.4 个百分点,是自 2011 年以来的首次回升。在经历 2016 年以来缓中趋稳的增长态势之后,2017 年 E11 的人均GDP 增长率回升至 4.3%。E11 与七国集团(G7)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均有所提升,但 2016—2017 年二者的增速差距不断拉大。基于市场汇率计算的 E11 经济规模和GDP 份额均显著提升。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增量显示,E11 的经济增量连续上升,且远高于 G7 和欧盟。E11 经济的良好表现主要得益于总体稳定的消费贡献以及增强的货物与服务净出口拉动效应,而投资在推动 E11 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总体上趋于弱化。从“三驾马车”的功能效果来看,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超过消费和投资之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综合领先指数、消费者信心指数和商业信心指数显示,未来在短期内 E11 的经济继续向好,预计 2018 年这种积极向好的发展势头将得以延续。

1.1.2 就业与收入:增长率下滑

在 E11 国家中,部分国家失业问题严重,且存在被低估的可能。2017 年,E11多数国家就业人数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但就业结构有所改善,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多数国家失业率攀升,其中巴西和南非失业率相比 2016年有比较明显的上升,分别提升了 1.3 个和1.1 个百分点至 12.9%和 27.7%。土耳其、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失业率也都略有上升。并且,15 岁至 24 岁青年失业问题尤为突出。多数国家青年失业率有所上升,其中南非和巴西的青年失业率相比 2016 年分别上升 4.0 个和 3.2 个百分点至 57.4%和30.5%。沙特阿拉伯的青年失业率也高达34.7%。青年失业率高企及其对社会稳定的潜在冲击尤其值得警惕。与此同时,多数国家劳动力参与率出现下降。由于长期失业者丧失就业意愿而造成的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会降低失业率并掩盖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问题,E11 可能面临比当前失业率所反映的更加严重的结构性就业障碍。近年来,E11 多数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实际工资增长率和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增长率为负或呈下降趋势,其中巴西和俄罗斯面临的形势更加困难。收入分配整体有所改善,本报告期 E11 基尼系数均值为 43.4%,较 2017 年度报告值有所下降。部分国家社会保障能力增强,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的社会缴款占收入的比重有所提升,阿根廷、巴西、中国、韩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社会缴款占收入的比重超过了英国。

1.1.3 物价:总体压力有所减轻

2017 年,受食品价格回落、货币升值等因素影响,多数 E11 国家通货膨胀率走低。2017 年巴西通货膨胀率从 2016 年的 8.7%下降到 3.4%,达到近年来历史的低点。2017年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6%,相比 2016 年下降 0.4 个百分点。印度、俄罗斯、南非等国通货膨胀率在 2017年也出现下降,沙特阿拉伯甚至在 2017 年出现通货紧缩。2017 年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通货膨胀率尽管比 2016 年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两国通货膨胀压力并不大。不过,部分国家仍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2017 年,阿根廷通货膨胀率仍居于高位,全年保持在 20%以上。墨西哥和土耳其通货膨胀率在 2017年则出现急剧上升,其中墨西哥通货膨胀率在 2017 年上升至 6.0%,相比 2016 年上升3.2 个百分点,土耳其通货膨胀率在 2017 年达到 11.1%,相比 2016 年上升 3.4 个百分点。2018 年,受大宗商品价格回升、新兴经济体经济持续复苏、货币贬值等因素影响,E11 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预计将会比 2017 年有所上升。在通货膨胀率走低的情况下,为刺激经济,巴西和俄罗斯在 2017 年继续大幅下调基准利率,印度和南非也实施了降息行动。但在通胀压力之下,阿根廷、墨西哥和韩国在 2017 年都进行了加息,土耳其尽管未调整基准利率,但依然实施了偏向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持续复苏、通货膨胀压力有所上升,同时美联储货币政策逐步收紧,2018 年 E11 国家货币政策的紧缩压力或将加大。

1.1.4 国际贸易:强劲复苏

2016 年以来,E11 按贸易额计算的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先抑后扬,呈现明显复苏向好态势。在货物贸易方面,2016 年 E11 名义增长率为-5.8%;2017 年上半年,E11 货物贸易总额大幅上涨,较 2016 年同期增加12.7%,比同期世界货物贸易增长率高 4.1个百分点。在服务贸易方面,2016 年 E11名义增长率为-1.6%,降幅较 2015 年收窄4.7 个百分点;2017 年上半年,服务贸易总额较 2016 年同期增加 7.6%,扭转了 2016年同期的下行趋势。尤其是对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油气和原材料出口国而言,大宗商品价格的回升带动出口贸易强劲回暖。2017 年,E11 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扭转了2014 年以来的下降趋势。IMF 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E11的货物贸易份额较 2016年小幅增加 0.2 个百分点至 25.3%,服务贸易份额较 2016 年上升 0.7 个百分点至18.7%。由于 2016 年 E11 进口降幅小于出口,2017 年上半年 E11 进口增幅大于出口,E11 的贸易发展更趋平衡,经常项目占 GDP的比例持续下降。根据 IMF 的测算,2017年这一比例降至 0.5%。2017 年以来,由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的良好复苏,E11 内部以及 E11 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联系有所加强。2017 年 E11内部贸易占 E11 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持续下降的势头得到抑制,并超过 2015 年的水平。IMF 数据显示,2017 年上半年,E11 内部贸易占 E11 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较 2016 年上升 0.6 个百分点至 23.7%,较 2016 年同期则上升 0.7 个百分点。

1.1.5 国际直接投资:增长乏力

2016 年以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未能延续 2015 年的增长势头,总体规模持续下滑。在 FDI 流入方面,2016 年发展中经济体与转型经济体的 FDI 规模较 2015 年有所下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16 年发展中经济体与转型经济体 FDI 流入额为 7,138 亿美元,较 2015 年下降 9.6%;FDI 流出规模为 4,085.25 亿美元,较 2015 年下降 3.1%,流出规模不足发达经济体的四成。2016 年 E11 的 FDI 流入总额为 3,422.11 亿美元,较 2015 年下降1.8%;流出总额较 2015 年增长 4.5%,为2,325.79 亿美元。这表明 E11 对外投资能力有所增强。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下,2016 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较 2015 年增长了 43.5%,达 1,831.0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为此,中国还首次成为 FDI 净流出国,净流出额为 494.00 亿美元。进入 2017 年,由于全球主要国家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大,全球FDI 规模加速下降,并呈现分化格局。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资趋势监测》报告估算,2017 年全球 FDI 流入额为 1.518 万亿美元,较 2016 年下降 16%,其中发达经济体较 2016 年下降 27%,发展中经济体较2016 年增长 2%,转型经济体较 2016 年下降 17%。一些经济增长表现较好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和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体,FDI 流出和流入仍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E11 各国积极促进国际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并签署了一些新的国际投资协定。在国家层面,很多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投资促进政策,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

1.1.6 大宗商品价格:升势放缓

2017 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复苏态势在波动中趋于平缓,2016 年年初以来的商品研究所(CRB)指数复苏或上行趋势在 2017年出现走平迹象。其中,原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均延续 2016 年的上升势头,受石油限产协议达成、全球经济复苏等因素影响,预计 2018 年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将延续上升趋势。金属方面,2017年钢铁和多数有色金属价格受中国、印度、美国等主要大国需求复苏,以及“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和预期的影响,也延续了 2016 年的上涨势头,2018年预计将温和上涨。具有避险功能的贵金属价格有涨有跌,但涨跌幅度较小,预计未来走势平稳。化肥类大宗商品 2017 年价格整体来看有所下滑,但不同品种的化肥类大宗商品价格涨跌互现。由于市场存在供大于求的局面,化肥类大宗商品价格 2018 年或将延续 2017 年的下滑态势。从豆粕、小麦和玉米等农产品类大宗商品现货价格来看,2017 年多数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较小,且不同品种也是有升有跌,随着美国、中国、印度等主要经济体增长向好的拉动,预计2018年农产品类大宗商品价格将温和上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 E11 中的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影响具有非中性。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对能源出口收入依赖较高国家的经济和财政产生有利影响,但对 E11 中的主要进口国来说意味着成本的上升。2017 年由于价格上涨,中国在原油进口上多支付了当年进口额约 21%的金额。

1.1.7 债务:非金融私人部门债务下降

目前,高企的债务水平成为世界经济快速复苏的羁绊。本研究通过分析新兴经济体的债务情况发现:第一,E11 的财政赤字率整体较高,但公共债务水平普遍较低,部分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有所提升。造成 E11 各国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率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财政支出增长过快、各项改革不断深化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缓慢攀升等。新兴经济体应制定相关政策,平衡好深化改革与财政健康的关系,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良好支撑。第二,E11 的非金融私人部门债务水平总体呈下降之势,各国的部门债务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是造成非金融私人部门债务高企的重要推手,而持续降杠杆的政策效果渐显则是非金融私人部门债务下降的主要原因。新兴经济体应多措并举抑制非金融私人部门的借贷冲动,并积极应对美国进入升息周期带来的紧缩风险。第三,E11 国家的外债水平和偿债率均较高,且呈持续上升之势。新兴经济体应构建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以有效降低外债风险。综上所述,为了减少未来的债务偿付压力,新兴经济体应基于自身经济情况,尽早采取降低杠杆率的政策措施,谨防系统性债务危机的爆发。

1.1.8 金融市场:总体保持稳健

2017 年,受美元指数走低、国内经济复苏等因素影响,E11 国家货币对美元汇率贬值压力总体有所降低,部分国家货币对美元升 值 。 其 中 , 俄 罗 斯 卢 布 对 美 元 升 值13.0%,南非兰特和巴西雷亚尔对美元也分别升值 9.4%和 8.6%。印度卢比和韩元对美元升值幅度较小,但也分别升值 3.1%和2.6%。部分国家货币则延续了 2016 年的贬值趋势,其中阿根廷比索对美元贬值幅度依然有 12.2%,中国、墨西哥等国货币相比 2016 年依然维持对美元小幅贬值,不过这三国货币贬值幅度均较 2016 年有所收窄。新土耳其里拉 2017 年对美元贬值20.8%,贬值幅度超过 2016 年。印度尼西亚卢比对美元汇率也一改 2016年小幅升值的态势,在 2017 年出现小幅贬值。2017年,受基准利率上行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等因素影响,多数 E11 国家国债收益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少数国家国债市场风险有所加大。2017 年新兴经济体股市表现亮眼,多数 E11 国家股票指数大幅上扬,股市规模进一步扩大。E11 国家房地产市场2017 年总体延续 2016 年走势,但房地产价格涨跌幅度有所收窄,房地产市场总体运行保持平稳。2018 年,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不断加强,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进一步加快,为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本面。但美联储继续提升利率水平,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国际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压力增大。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局势等非经济因素也可能对 E11 国家金融市场带来扰动,这都将为 E11 国家金融市场带来挑战。

1.2 2018 年形势展望

2018 年,E11 经济增长仍受各种因素影响,例如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青年失业率、收入分化问题、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公共和私人债务、金融泡沫以及特朗普税制改革的溢出效应。

一是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原因较多,主要包括因市场竞争不充分或制度惯性导致的技术扩散缓慢,技术进步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投资增长减速,部分国家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如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均面临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人力资本积累减缓,许多新兴经济体不得不努力解决因过度宽松政策引发的资源错配等难题。尽管2017 年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有所提高,但由于上述影响因素并未出现根本性的改观,因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并不大。有鉴于此,为了提升自身的劳动生产率水平,E11国家应继续深化改革,加大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资本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为自身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是技术进步。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长率是显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的一个关键指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显示,2017 年全球制造业增长明显提速,第三季度增速达到 4.5%,为过去 5 年的最高值。在低技术、中等技术和中高技术三类制造业中,表现最为抢眼的是以自动化、机器人和数字产品为代表的中高技术制造业,2017 年第三季度比 2016 年同期增长 6%。尽管E11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只有30%左右,并且中高技术制造业的稳步扩张尚未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中充分体现出来,但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无疑是 E11 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在释放正向效应时也会造成社会阶层分化等问题,进而直接或间接拖累经济增长。

三是青年失业率。青年失业率上升可能削弱经济增长潜力。部分 E11 国家面临青年失业率创历史纪录的不利局面。韩国统计厅2018 年 1 月 1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其青年失业率为 9.9%,创该国此项统计有史以来的新高。巴西 30%左右的青年失业率创下 1991年以来的最高值并有继续攀升的势头,这一数值已经接近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后者因政局不稳和国际油价下跌而成为全球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区之一。E11 中南非的青年失业率最高,2017 年第二季度高达 55.9%,并可能长期维持在 50%以上的高位。青年失业率过高以及高青年失业率的长期化,不仅直接影响社会的创新能力,而且还将降低社会凝聚力和公共部门的长期公信力,为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滋生提供土壤,最终加剧社会脆弱性并削弱经济增长潜力。

四是收入分化问题。2017 年 E11 样本均值虽然较 2016 年略有下降,但南非、巴西、墨西哥、中国、阿根廷和土耳其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都超过了 40%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基尼系数也接近警戒线水平。整体来看 E11 均值大约比 G7 高 10 个百分点。在基尼系数最高的南非,社会中最富有的10%人口赚得全国所有工资收入的一半,而处于财富底层 50%的劳动力则只挣得其中的 12%。墨西哥、南非和印度分别有93%、79%和 73%的受访者认为贫富差距是迫切或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墨西哥有 84%的受访者认为就算努力工作,要想增加财富也是非常困难或不可能的。收入分化长久得不到解决会加重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焦虑、沮丧和不满情绪,削弱社会活力甚至加剧社会撕裂。

五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在国际贸易增速开始提升的同时,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以及美国与中国的双边投资条约谈判陷入停滞,2017 年12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在消除贸易壁垒和重新修订贸易规则方面无任何实质性进展。随着特朗普推行税改以来的财政赤字增加进而贸易逆差扩大,美国将会在贸易政策上采取更加强硬且力度更大的保护主义措施,全球面临的逆全球化挑战将会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行动也会有所增加。未来全球实际货物出口量的增长率大致在 5%左右。这一贸易增长率只能支撑与之互为因果的全球经济中速增长。对于依靠贸易强劲复苏带动经济加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未来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能否顺利推进并对国际贸易产生正面效应无疑将直接影响 E11 的经济复苏步伐。

六是公共和私人债务。适度合理的举债规模有利于缓释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流动性短缺压力,但长期居高不下的债务水平不仅会加重借贷国的偿债负担,而且会威胁其经济稳定和增长。对 E11 而言,一方面,E11 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普遍较低,但大部分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均增长较快。这意味着整体较低的公共债务水平为 E11 国家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提供了空间,但与此同时,部分国家公共债务水平过快增长的趋势也应值得警惕。另一方面,在结构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虽然 E11 的非金融私人部门债务水平在整体上稳中有降,但部分国家的债务水平仍然较高。E11 国家降低非金融私人部门杠杆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整体思路应是先降低其增长速度,再降低其整体水平,尤其应避免急于求成剧烈降杠杆而引发新的风险。未来,鉴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开始收紧,E11 面临的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也将趋紧,应谨防因利率上升导致债务水平较高的部分 E11 国家偿债压力加大可能带来的债务违约风险。

七是金融泡沫。受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加快、美元指数走低、全球风险偏好升高等因素影响,2017 年国际资本加速流入新兴经济体。受此影响,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对美元出现升值,部分新兴经济体货币对美元贬值压力降低,资产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E11国家股票市场表现尤为亮眼,多个国家股票指数领跑全球涨幅。然而,资产价格大涨的背后也存在隐忧。2018 年 2 月,全球股市出现大跌,新兴经济体股市也未能幸免。这表明当前的金融市场依然脆弱。2018 年,随着美联储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美元指数或将反弹,新兴经济体将再度面临本币贬值与资本外流压力。与此同时,如果新兴经济体跟随美联储被迫收紧货币政策,这将导致国内流动性收紧,从而加大资产价格下跌风险。

八是特朗普税制改革。2017 年 12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减税与就业法案》,这是美国税收制度的一次重大变化。该法案涉及众多税制改革,包括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鼓励美国企业将海外利润汇回国内,减免个人税负等。特朗普税制改革方案的实施将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重大影响。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测算,《减税与就业法案》将导致美国跨国公司近 2 万亿美元的海外资本回流美国,直接导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大幅减少。该法案的实施将刺激在 E11 国家的美国资本回流,从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业等产生负面冲击。与此同时,在实业资本流回美国的情况下,也可能加剧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外流压力。美国的减税措施还可能形成全球范围的“税务战”,恶化新兴经济体经济复苏的外部环境。

基于 2017 年 E11 经济整体运行和影响未来发展趋势的因素分析,本报告认为,未来几年 E11 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态势仍有望延续,但大幅上行的压力较大,并且不排除个别国家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与 2017 年相比,2018 年 E11 经济增速基本持平或小幅上扬的可能性较大,即按各经济体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加权计算的经济增长率为5.2%。

第 2 章 经济增长

近三年以来,E11 经济稳中向好,经济增速和人均 GDP 增速在2017 年均实现自 2011 年以来的首次回升,经济规模和相对份额显著增大。E11经济的良好表现主要得益于总体稳定的消费贡献以及增强的货物与服务净出口拉动效应。E11 与 G7 的经济增速均有所提升,但近两年二者的增速差距不断拉大,说明在全球经济周期性回升的过程中,E11 比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提速更快,对世界经济加速回暖的拉动作用更加显著。展望未来,E11 经济将继续保持积极向好的发展态势。

2.1 经济增速显著提升

在经历 2016 年以来缓中趋稳的增长态势之后,2017 年 E11 的经济增速和人均GDP 增长率均实现回升。近两年 E11 与 G7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均出现提速,但二者的增速差距不断拉大。基于市场汇率计算的 E11 经济规模和 GDP 份额均显著提升。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增量显示,E11的经济增量连续上升,且分别远高于 G7 和欧盟。

2.1.1 经济增速升幅更大

在过去数年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累积效应释放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提速,E11 经济呈企稳回升之势,且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更快。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测算,2017 年 E11 国家的 GDP 增长率实现自 2011 年以来的首次回升,约为 5.1%(见图 2.1),比 2016 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比世界经济增速高 1.4 个百分点。该增长速度高于2017 年度报告预测值的原因有:一方面,占E11 经济总量约 50%(按照 2017 年的现价GDP 计算)的中国 GDP 增速超出预期。中国国家统计局于 2018 年 1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的 GDP 增长率达到 6.9%,实现自 2011 年以来经济增长的首次加速。另一方面,受益于全球增长势头加强、国际贸易增长加快、主要经济体就业市场稳中有增、中高技术制造业稳步扩张、劳动生产率逐步改善以及市场信心逐步恢复等因素的影响,尽管 2017年度报告对2017年E11GDP增长率的预测值比同期很多国际组织的预测更乐观,但由于此前经济增长低迷或陷入衰退的部分 E11 国家的经济比预期表现更好,2017 年 E11 经济的总体运行情况仍超出我们的预期。

E11、G7 和欧盟的经济增长均提速,但近两年 E11 对二者的增速差距不断拉大。相较于 2016 年,2017 年 E11 和金砖国家的GDP 增长率分别提升了 0.5 个百分点和 0.6个百分点,G7 和欧盟则分别提升了 0.6 个百分点和 0.3 个百分点。2007—2015 年,E11与G7和欧盟的经济增长速差分别从7.3个百分点和 6.0 个百分点降至 2.7 个百分点和 2.4个百分点;2016—2017 年,这种差距又扩大至 3.1 个百分点和 2.8 个百分点,说明在全球经济周期性回升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比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提速更快,对世界经济加速回暖的拉动作用更加显著。

中国的经济增速有所加快。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 年中国的 GDP 增长率约为 6.9%(见表 2.1)。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引发需求侧内生活力,新旧动能加快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重要支撑。具体地看,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显著。去产能方面,超额完成钢铁、煤炭去产能的年度目标任务。去杠杆方面,2017 年 11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了0.5 个百分点。去库存方面,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减少了 1.1 万亿平方米,粮食去库存也取得明显进展。降成本方面,各种减税降费继续同比减少 1 万亿元人民币。补短板方面,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达到23.9%。二是需求侧“三驾马车”的表现良好。首先,消费依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17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58.8%,分别比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的贡献率高 26.7 个百分点和 49.7 个百分点。其次,投资增长稳中趋缓,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长回升。2017 年全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2%,比 2016 年下降 0.9 个百分点,全年回落幅度是近年来的新低,显示出明显收窄的态势。其中,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制造业投资异军突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逐步回落,民间投资增速明显反弹,经济“脱虚向实”和结构转型的效果开始显现。最后,全球经济复苏加速,推动外贸进出口持续增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2017年 中 国 货 物 贸 易 进 出 口 总 额 同 比 增 长14.2%,其中,出口增长 10.8%,进口增长 18.7%,扭转了此前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三是新旧动能持续转换,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六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新动能)蓬勃发展,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全球。无论是从占比、拉动效应还是贡献率来看,第三产业都稳居首位。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18.0%、15.0%、15.1%。第三产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6%,连续 7 年增速超过 15%。以此类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型服务业对经济增速的拉动作用明显提升。此外,在遏制债务过快增长可能引发金融风险方面中国也取得明显进展。这些都为中国经济持续的高质量增长夯实基础。

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虽然下滑,但增速仍保持较高水平,2017 年印度 GDP 增长率约为 6.7%。导致其增长率下滑的原因在于:一是废钞令和商品与服务税改革(GST 税改)使印度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剧烈波动,虽然这两项改革利好长远,但在短期内给经济运行带来严重挑战。二是银行放贷能力不足及私人投资意愿减弱造成的投资需求疲弱,拖累印度经济增长的步伐。三是卢比升值带来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因全球通货紧缩压力和印度实际利率偏高,卢比相对美元升值,这不仅对其出口部门不利,还会打击其进口替代部门。四是受制于物流、交通等方面的瓶颈,近年来印度制造业发展滞缓。印度工业生产指数(IIP)表明,其工业发展呈缓慢增长态势。五是就业形势仍不乐观。农业、建筑业及街头零售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 2016年年底的废钞令下损失惨重,在 2017 年实行GST 税改初期也遭受重创,许多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失业率上升和占总就业比重高达 90%的非正式部门(例如,主要依赖于现金交易的农民、商店主、小型经营者、小型实业公司等)的就业状况恶化,严重制约印度经济的增长潜力。六是长期制约印度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如有关征地、劳工、行政许可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仍没有突破性进展。尽管如此,印度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不错的成绩。例如,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自2004 年以来首次提升了印度的主权信用评级;印度在世界银行《2018 年营商环境报告》 “前沿距离(DTF)”得分中的排名比 2017年提升了 30 位,跻身全球前 100 名;撤销外商投资促进委员会,便利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印度股市表现强劲,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新兴市场之一;为积弊已久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等等。随着2017 年 11 月印度政府宣布将实施近 10 万亿卢比的经济刺激计划,预计其经济增长将提速回升。

俄罗斯经济已走出衰退的阴影,进入低速增长的通道,2017 年 GDP 增长率约为1.8%。主要原因包括:原油产量和价格齐升为俄罗斯经济持续回暖提供重要支撑;俄罗斯正在逐渐适应美欧的制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持续回升;俄罗斯对银行业进行资本重组和注入流动性以及采取浮动汇率等措施在短期内推升了经济增速预期;粮食大丰收,粮食产量再创新纪录;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等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俄罗斯经济缓慢复苏的势头得以延续。在连续两年经历经济衰退之后,巴西经济终于在 2017年摆脱衰退的威胁,呈现良好的复苏态势,预计增长率为 1.1%。因反腐败引发的政局动荡以及在 OPEC 的减产行动中大幅削减原油产量等因素的影响,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出现萎缩,预计 2017 年的增长率为-0.7%。在对外出口强劲拉动等因素的作用下,韩国经济持续增长,2017 年 GDP 增长率约为 3.0%,但其也存在家庭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加剧和青年失业率持续高位等隐忧,这些问题若不妥善解决,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将大打折扣。受益于马克里政府相继推行的系列重大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税收改革、放宽资本和外汇管制、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财政赤字、重回国际资本市场等,阿根廷经济复苏态势显著,GDP 增长率由 2016 年的-2.2%变为 2017 年的 2.5%。因对外出口好转、投资拉动增强、通货膨胀保持低位等因素影响,印度尼西亚的 GDP 增长率继续扩张至 2017 年的 5.2%。土耳其得益于政治不稳定性降低、旅游业逐步回暖以及企业经营状况好转等,预计 2017 年其 GDP增长率约为 5.1%,但其通货膨胀率近六年来首次突破两位数的走势值得警惕。

2.1.2 经济规模与相对份额均明显增大

基于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和 GDP份额均显示,2017 年 E11 的经济规模明显增大,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显著提升。前者从 2016 年的 22.3 万亿美元增至 24.1 万亿美元,后者则从 29.6%升至 30.4%(见表 2.2)。一方面,E11 的经济在全球经济周期性上升的进程中更加强势回升;另一方面,部分 E11 国家的货币相对于美元持续升值。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使E11 的经济规模和 GDP 份额均有所提升。相比较而言,欧盟和 G7 的经济规模虽也有所增大,但相对份额在下滑,分别从2016 年的 21.8%和 47.1%下滑至 2017 年的 21.6%和 46.2%,说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好于发达经济体。从经济增量来看,E11 的经济增量从 2016 年的-249亿美元升至 2017年的 1.8万亿美元,金砖国家从 716亿美元升至 1.4万亿美元,这主要受益于中国的 GDP 增速实现自2011 年来首次回升且 GDP 总量首次突破80 万亿元大关的影响。

从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各经济集团现价 GDP 增量来看,E11 的经济增量在近两年连续上升,且远高于 G7 和欧盟的经济增量(见图 2.2)。2015—2017 年,E11 的经济增量从 2.6 万亿国际元逐步攀升至 3.4 万亿国际元,而同期 G7 和欧盟分别从 1.1 万亿国际元和 6,329 亿国际元升至 1.4 万亿国际元和8,239 亿国际元。从各经济集团 GDP 增量占世界经济增量的比例来看,2017 年 E11 的经济增量约占世界经济增量的 53.1%,金砖国家约占 43.8%,G7 和欧盟分别占 21.8%和12.8%。E11 和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比 G7和欧盟的经济增量大且份额高,说明其对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贡献更大。

2.1.3 人均 GDP 实际增速回升

E11 的人均 GDP 实际增速出现回升势头,实现自 2011 年以来的首次回升。2017年,E11 的人均 GDP 增长率为 4.3%,比2016 年上升 0.6 个百分点(见表 2.3)。除了印度、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人均 GDP 增长率有所下降外,其他 E11 国家的人均GDP 增长率均有所上升。具体分国别来看,阿根廷的人均 GDP 增长率升幅最大,为 4.6个百分点;其次是巴西,为 4.3 个百分点;土耳其和俄罗斯分别为 2.3 个百分点和 2.1个百分点;南非和韩国分别为 0.4 个百分点和 0.2 个百分点;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则均为0.1 个百分点。与之相反,印度、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的人均 GDP 增长率分别下降0.4 个百分点、0.1 个百分点和 1.2 个百分点,这与其人口规模扩大而经济增速却有所下滑密切相关。

2.2 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

E11 经济增长显著提升的动力主要源自总体稳定的消费贡献以及增强的货物与服务净出口拉动效应,而投资在推动 E11 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总体上趋于弱化。从“三驾马车”的功能效果来看,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超过消费和投资之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2.2.1 消费的贡献总体稳定

消费支出在 E11 各国经济中的地位相对稳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为稳定且稍有上升。2014—2016 年,E11 的私人消费支出占 GDP的比重从 55.0%持续升至 55.9%。具体分国别来看,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的私人消费占 GDP 的比重均在 60%以上;南非、俄罗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则基本处于 53%至 60%之间;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相对较低,分别为 37.8%和 38.3%(见图2.3)。这说明私人消费拉动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地位不可撼动,并正在为 E11 国家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稳定的动力。

从最终消费支出的拉动效用来看,其作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角色较为稳固。根据万得(WIND)数据库的数据,2017 年,俄罗斯的最终消费支出对其季度 GDP 同比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增强,从第一季度的1.54 个百分点升至第三季度的 2.68 个百分点。南非的最终消费支出对其季度 GDP 同比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增强,从第一季度的0.59 个百分点升至第三季度的 0.98 个百分点。巴西的最终消费支出对其季度 GDP 同比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从第一季度的-1.2 个百分点升至第三季度的 1.33 个百分点。阿根廷的最终消费支出对其季度 GDP 同比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从第一季度的-0.3 个百分点升至第三季度的 2.48 个百分点。相比较而言,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 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却有所下降。2017年其对中国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58.8%,比 2016 年下降 5.8 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的拉动作用为 4.1 个百分点,比 2016 年下降0.2 个百分点。虽然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但相较于投资和净出口,其贡献率分别高 26.7 个百分点和 49.7 个百分点,拉动作用分别高 1.9个百分点和 3.5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最终消费支出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

2.2.2 投资的驱动力减弱

投资对 E11 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总体上趋于弱化。除了巴西、韩国和土耳其外,相较于 2016 年,2017 年其他 E11 国家的总投资占 GDP 的比重都出现下降,说明总投资对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减弱。其中,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总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下降幅度较大,分别减少 1.6 个百分点和 1.4个百分点(见图 2.4);印度、南非和墨西哥分别减少 0.4 个百分点、0.3 个百分点和 0.3个百分点;而韩国和土耳其的总投资占 GDP的比重上升幅度较大,分别增加 2.4 个百分点和 1.4 个百分点。与 G7 相比,E11 的总投资占 GDP 的比重明显偏高,但呈逐步递减趋势。2014—2017 年,E11 的总投资占比从27.8%逐步下降至 27.0%,G7 则从 20.8%降至 20.4%,说明投资在拉动 E11 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明显高于 G7 等发达经济体。

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用来看,大部分 E11 国家的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下降。根据 WIND 数据库的数据,2017 年,仅有俄罗斯的资本形成总额对其季度 GDP 同比增长的拉动作用从第一季度的 0.01 个百分点升至第三季度的 1.34 个百分点。与之相对比,韩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对其季度实际 GDP 同比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降低,从第一季度的 3.2 个百分点降至第四季度的 2.4 个百分点。南非的资本形成总额对其季度 GDP 同比增长的拉动作用由正转负,从第一季度的 0.12 个百分点降至第三季度的-0.27 个百分点。巴西的资本形成总额对其季度 GDP 同比增长的拉动作用也由正转负,从第一季度的 1.68 个百分点转为第三季度的-0.22 个百分点。2017 年,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32.1%,比 2016 年下降 10.1 个百分点;对GDP 增长的拉动作用是 2.2 个百分点,比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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