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有关哲学发生或起源的认识基本是以古代希腊作为范式或标准的。然而应当看到,哲学的发生或起源虽有某种共同性,但实则十分复杂。本文选取了中国自然哲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进程的详细分析,来考察其与希腊自然哲学起源的不同之处。文章具体包括了八个方面内容或问题进程的考察,分别是:类、象数、五行、阴阳、天人、天道、天、气(由于字数原因,本文摘仅取前四部分)。最后以这些考察为基础,概括出中国自然哲学阶段方向与进程的某些特征。

“类”观念从根本上说就是逻辑问题,具有方法意义。古代中国围绕“类”观念而形成的逻辑与古代希腊围绕属性问题而形成的逻辑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逻辑系统确立于战国时期,就逻辑思想或理论成果而言,当其时最重要的学者与学派包括公孙龙、后期墨家以及荀子等都对“类”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并归纳概括出区分“同异”的一些重要准则;以此为基础,又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命题,如《墨经·小取》讲:“以类取,以类予。”事实上,“类”的问题在战国时期乃为各家各派所普遍重视,如《易传·系辞上》讲:“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战国末年,《吕氏春秋》中大量使用“类”这一语词,再稍后的《黄帝内经》也是一样,这意味着“类”观念进入了真正的应用阶段。至此,中国古代的“类”观念及相关逻辑思想已经完全成熟。然而,这样一个进程是可以前推的。如在春秋战国之交,孔子说过:“举一隅不以三反,则不复也。”墨子也说过:“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之类。”再进一步,春秋时期,“类”这一语词已经广泛出现,具体包括分类、种类、族类、同类、异类、类别、类属等含义,一些已具有高度概括性,如:“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更重要的是,我们需看到这样的“类”观念与同期知识活动的联系。以《管子·地员》和《尔雅》这两部代表性著作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类”观念沿地理学和生物学两个知识门类展开。如在地理方面,《管子·地员》将丘陵分为15种类型,将山地分为5种类型,《尔雅》中则有《释地》、《释丘》、《释山》、《释水》诸篇。在植物分类上,《管子·地员》中已经有十分成熟的植物地理概念,其已经注意到地势与植物的对应关系。而《尔雅》中关于生物分类的概念更加丰富,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共有七篇,分别是《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推而广之,这样一种知识和观念也向社会活动领域延展,如《孙子》中《地形》和《九地》两篇就分别考察了不同的作战地形。事实上,了解了这样一种分类,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理论,即不难理解其对语词的严格规定或区别。但春秋时期的“类”知识与思维又明显是三代的延续,《管子·地员》中的“类”观念其实是由《禹贡》以及《周礼》的传统发展而来,如《禹贡》将九州的土壤分成白壤、黑坟、白坟、赤埴坟、涂泥、青黎、黄壤、坟垆等八个种类。类似的分类活动还有许多,如据温少峰、袁庭栋研究,甲骨文中马的名称有白马、赤马等,牛的名称有黄牛、黑牛等,公孙龙的理论一直可以上溯至此。“类”观念的产生时间还可以再向前追溯,追溯到早期人类的采集和狩猎年代及相关的观察活动。记录中国原始先民采集、狩猎及观察活动最早也最经典的文献材料就是《山海经》。《山海经》通常被认为是商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成果,然而有理由相信,此书中大量的内容很可能是经历了数千或数万年时间遗传而至。而以观察为背景,原始人又会对被观察对象的特点、特征、特性加以辨别或识别,这样,早期知识活动便又逐步培育或发展出分辨或即辨别、辨识这样一种思维样式。如果对比《山海经》与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我们便会看到这两者之间的相似性。

首先,中国自然哲学在方向上并非像希腊自然哲学一样主要围绕本原、属性、实体、存在来展开。中国自然哲学中有本原问题,例如“五行”、“气”,也有相关的逻辑问题,例如“类”,但其中还包含有更多的内容:“象”所关心的主要是征兆与实质的相关性,“数”所关心的是宇宙秩序与法则,“阴阳”所关心的是对立现象的普遍性及规律意义,“天人”所关心的自然规律与人类活动的对应关系,“天道”所关心的是自然法则问题,“天”所关心的是天的自然属性并由此延伸出无神论思想。此外,本原或法则又与结构或世界图式密切相关,并且中国自然哲学没有像希腊自然哲学那样最终划分出唯物与唯心的阵营。 其次,中国自然哲学也不像希腊自然哲学那样奇峰突起,而是呈现出一个漫长的过程,换言之,作为进程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这个漫长过程的终点作为哲学思想是毋庸置疑的,但作为哲学思想的起点,我们却几乎可以无限向前延伸,延伸至思想的雏形,延伸至相关的观念,再延伸至相关的思维;也就是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国自然哲学呈现出一种思维—观念—思想的连续进展结构,对这样一个连续进展结构我们很难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横加分割。这正是中国自然哲学起源区别于希腊自然哲学起源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此而言,雅斯贝斯的“轴心说”并不适合中国自然哲学的起源及发生状况。 最后,便是具有典型的连续性特征。中国自然哲学后发生的思想是与早发生的观念密切相关的,进一步向前追溯,后发生的观念又是与早发生的思维密切相关的。在思维—观念—思想这个结构中存在着如张光直所说的“连续性”,也就是原始思维即早期文化中萨满或巫术的内容。尽管希腊也没有经过宗教革命的洗礼,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已经注意到或指出了古代希腊作为理性的哲学与非理性的崇拜之间的联系;但比较起来,中国哲学中非理性的成分或许更加突出,客观地说,这正是“连续性”的必然体现和结果;这固然不局限于起源阶段,也对日后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这是我们务必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