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当百年来最狡猾的新冠病毒攻袭武汉时，这座常住人口1100万的城市，只有少数医院有发热门诊、具备隔离处理新冠病毒感染的能力。很多人因普通发烧而彻夜排队挂号，不幸在医院内交叉感染了病毒。 疫情过后，2020年7月的一天，武汉市一口气动工了6家医院，其中4家大型三甲医院，2家国家级医学中心，总投资额超过100亿——作为对公共卫生系统的反思和某种补救。 此非孤例。自国内疫情趋向平息的5月以来，各地屡有兴建高标准医疗机构、专业诊疗中心的动议和呼声，医疗供给之产能扩张在部分城市已见行动。 这看起来南辕北辙：因为对于传染病而言，比起大型三医院，我们更缺强大的基层卫生体系。美国坐拥全球最顶尖的医院、医生和医疗设备也无法阻止病毒感染460万美国人就是最好的例证。 几乎每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之后，都会引发对医疗体系的反思，而反思的结果往往是新一轮的大医院扩张潮。 SARS之后的十年，是中国大医院发展的黄金期，催生了一批批黑洞式的超级医院，致使大批基层医疗机构日渐萎缩。 这一次疫情过后，似乎又有轮回之迹象。 这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斯芬克斯之谜：从政策制定者，监管部门，到医改专家，再到媒体舆论，看起来都在拥护“强基层”、“分级诊疗”，这两个词也是近10年来医改领域最时髦的词汇，但大医院们还是抓住了每次危机与改革的时间窗口，瓜分了大部分的政策红利，抽干了基层的医疗资源。 结果是，我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医院群，但是看病也越来越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