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政治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虽然当今大多数紧迫的社会挑战涉及强烈的跨国因素，单靠个别国家政府很难解决，但现存的国际合作机构在世界各地面临越来越多的社会反对。 这个文章的前提是，在现代社会中，权力的行使需要正当理由。作出集体具有约束力的决定的机构需要对其统治权提出可信的理由。 如果这些理由不符合被统治者的信仰和标准，那么这些机构就会失去有效执行其决定所需的广泛认可。 更高层次的国际权威意味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决策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干扰。国际机构权威的激增会加剧针对它们的剥夺合法性的企图。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更高层次的权威更有可能使国际机构的社会政治化。国际权威的提高——平均而言——将使国际机构更有可能在公共领域受到质疑，甚至受到挑战。 正当性的最初来自于国际权威，最初为了解决特定的跨国挑战，各国政府有意在国际层面上树立这种权威。 他们要么在国际协议中限制自己的单边政策选择，在国际舞台的多数表决程序中集中以前的国家权力，甚至将主权权限委托给部分自治的国际机构 越多的国际机构限制个别政府的单方面政策，受国际权威直接影响的一系列社会利益就越广泛。 而且，国际机构的干预程度越高，那些受到影响的国家面临的风险就越大。 这促使更多的社会行为者将其政治要求转向目前拥有相关权威的机构。随着国际权威的扩大和深化，公众对国际机构的认识将不断提高，针对国际机构的社会要求也将加强和区别对待。 随着国际机构关注度的提高，更广泛的辩论使两个受影响的行为者都能听到这种声音，从而能够相互制定全球选择的政治和正当的替代办法。 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对于扩大全球治理的合法化基础是不够的。 重新合法化还要求国际机构本身在努力证明其权威的合理性时进行政策或体制改革，才能令人信服。在任何情况下，适应更复杂的合法化要求对于国际权威持有者来说都是代价高昂的。 在当前的政治化压力下，承担这些成本可能是合理的，但更长期的效益就不那么容易预测了。即更复杂的合法化要求对于国际机构本身的影响可能是不利的。 管理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体制合作是近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石。 经济治理是我们争论的一个特别相关的问题领域，因为经济治理往往诉诸技术官僚管理，但通过确定可在其他各种政策领域分配的资源而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域提供了不同的国际机构，这些机构应该展示可比较的合法化叙事，同时拥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权威。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货币基金组织建立战后经济秩序，那时起就形成了初步的政治权威。由于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是根据加权多数票作出的，这些决定大大超出了各国政府的同意范围，从而表达了国际权威。 本文举出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例子，因为这个机构的权利较低，主要决策机构自由贸易委员会仅以协商一致方式采取行动并提出建议，而不是采取具有约束力的措施，而争端解决机制则求助于外部专家，其目的是尽可能最大限度地限制国家主权。所以人们对于它的合法性要求没有那么迫切。 建立国际权威都是以刺激经济稳定增长为首要目标的。 这一目标应通过开放市场和有限的政府干预来实现，应通过所设机构提供的专门知识、公正的协调和有效的决策程序来保障这一目标。 因此，在所有这四个例子中，最初的辩护理由归结为专家驱动的跨国界经济资源交换的有效管理。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财政和货币、发展以及贸易政策方面所作出的政治选择，无一例外地决定了各国政府在预算和监管方面的灵活性。也体现了决策者对于特定国家的私心。因此，它们限制了跨越不同社会利益的资源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