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飞机旅行是观察国人奢侈品消费的好时机。五一节去澳门，大陆身份的男人最好辨认，他们要么穿郭德纲同款，要么斜背一个印满双G字母logo的Gucci挎包，共同点是颈上粗粗的金链蛮横地闪耀着金光，脚蹬霓虹色运动鞋。他们身边的女伴一般都会背MCM包，不管是双肩的还是手提款，镶不镶铆钉，都是黄色的。嗯，还有香奈儿的Boy链条包。能出门旅游说明手里有比较多的可自由支配现金，澳门的威尼斯人、金沙、四季里的名牌商品明明已经多得人类几代都销费不完，为什么满眼看到的还是这几样？
前几年常飞北京-上海，发现京沪航线有三多：外籍商务人士多，穿高级成衣或者把定制西装套在防尘袋里提在手上的人多，RIMOWA旅行箱多。一个登机款RIMOWA旅行箱售价要2、3000元人民币，不是每个有钱人都认。有一次在虹桥机场排队等出租车时，我前面的那位很有派头、挂着一副受到怠慢表情的中年男子戴了块钻表，不仅表盘、表圈上镶满钻，连表冠和表带上都满是亮晶晶的碎钻。我没有看到这块腕表的logo，因为它完全被钻石的光芒掩盖了，当然我知道这块表价值不菲。但这位绅士却拉了个帆布面、垮塌塌脏乎乎的行李箱——他该带个跟班，替他扛着一个Louis Vuitton经典款、有他名字烫金铭牌的行李箱，才配流露出那副傲慢神情。
和一位腕表专家谈起这位bling-bling的“表”哥，行家说，如今花大价钱消费名表的人绝大多数不懂钟表艺术和工艺，他们根据什么买表？有好名字，好名字意味着好彩头，比如伯爵表；有大量钻石、宝石。这样的消费者——他们是金字塔尖那部分拥有极大财政自由的人——怎么能体会瑞士小山村里制表匠的情感，当然也听不出腕表里机械的走动其实是钟表匠的心跳。
要说拥有奢侈品，今天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2016年5月8日，我登录奢侈品购物网站Net-a-Porter，点进“本周最新上架”，典雅的黑白两色网页上弹出404件新品。往下拖网页，看了不过50件商品，我就没了耐心，更不要说把网站里上万件商品都浏览一遍。面对这个给了我极大选择自由的网站，我感到强烈的无所适从。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告诉我，自由一旦超出限度，将会让人失去判断。享受一件奢侈品需要：时间，注意力，信任；而今天人们缺乏的恰好是这三种东西。Net-a-Porter网站做过调查，上网者浏览新网站的平均时间为11秒，注意力稍纵即逝。11秒，比集体相亲时间还短，信任、情感从何而谈？
奢侈品是非生活必需品，原本是一个封闭世界的特权，但豪华消费作为社会限制规则而出现，不管是出于宗教目的还是世俗，都是受到集体秩序严格规范的个人行为。当下的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奢侈品牌经过全球化市场策略约30年的洗牌，尤其是近几年在网络上的拓展，做出了两个贡献：砍掉奢侈品门槛，祛除了奢侈品的小圈子限制；再通过形象推广和价格策略，重新塑造奢侈品的梦幻和吸引力。于是，人人拥有非生活必需品的权利得到了加强，买不起爱马仕这种真正的高级奢侈品牌，还有更多中档的、唾手可及的大众奢侈品可供选择，各个人群都有各自档次的奢侈品。在过分强调自由的环境里，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遵循社会义务，而是更服从个人标准，追求无义务无惩戒的奢侈消费。
在过去的时代，消费者和奢侈品之间并非单纯的购买关系，而是投入了情感的因素。翻译《新闻周刊》文化和时尚记者Dana Thomas的专著《奢侈的！》（Deluxe：How Luxury Lost Its Luster）时，她在书中描述的一个细节深深打动了我。在少女时期，Dana曾去巴黎蒙田大街上的迪奥老店买香水给母亲和祖母做圣诞节礼物。在好似贵族公馆客厅的店面里，没有音乐，大家都压低了嗓门说话。店员是中年女人，穿着端庄的套裙和高跟鞋，头发挽成光洁的发髻，她们为你提供巴黎的时尚，并以身作则告诉你什么是巴黎的时尚。店员娴静地用灰色的包装纸把香水包好，再用白色的带子打上蝴蝶结系好包装。“这两瓶香水是我买过的最美丽的礼物，而且是我所经历过的最精致的消费体验。”Net-a-Porter有个独特的送货服务：货品用薄棉纸包好，装在黑色盒子里，用黑丝带扎好，并系出一个蝴蝶结，由长相帅气、经过礼仪培训的快递员将这一派1950年代华丽风范的包裹送到你家——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让你产生“最精致的消费体验”，不足以让你和品牌之间建立起彼此忠诚。没看到郭德纲最近已经不穿纪梵希，该穿范思哲了吗？
自由度大了是吗？从前蒙田大街的迪奥老店并不欢迎每一个客人，今天屌丝们却可以挤在地铁公交上点进迪奥、香奈儿官网，看看新一季高级定制服的广告片舒缓糟糕的心情，然后去某红宝书、某宝、奶茶妹妹老公的网店买瓶香水，再也不用看营业员的势利眼。可是，奢侈品蕴含的“永恒”哪里去了？我们怎么买奢侈品，怎么用奢侈品，最好地映照出自由与永恒的关系。这就像爱情，我们明知道一切都会过去，仍然心存侥幸地希望留下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