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一时的匈奴人在西汉王朝的打击下远遁漠北，暂时告别了历史舞台。昔日亚历山大帝国的三大继承者，马其顿王国、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于公元前168年、公元前64年和公元前30年先后成为了罗马共和国的一个行省。古印度后期文明则在内部的纷乱中再次分裂成碎片。欧亚大陆中部的帕提亚帝国（安息）在伊朗高原东部还处在崛起的过程之中。在公元前1世纪的世界版图上，令人瞩目的只有两个巨大身影——西汉和古罗马共和国。此时的他们在差异化的发展道路上都已经日渐成熟，并逐步展现出东西方文明的不同特征。
首先，起点不同决定了西汉和古罗马共和国不同的崛起之路。西汉总体上讲，继承了大秦帝国的衣钵，立国之初便已拥有相当辽阔的版图，可谓天生雄伟。从一座孤城——罗马起步的古罗马共和国在昔日城邦林立的地中海沿岸只能算是弹丸之地。
因此，汉初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采取了守成的策略；对外和亲匈奴换取和平发展时间，对内“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登基已经是“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社会经济空前发展，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但北方匈奴始终是国家稳定发展的第一隐患。这一点与今日之中国十分相似，三十年的飞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在外交方面，生存空间还在被极度压缩。
而曾经十分弱小的古罗马共和国，只能依靠战争才能争得生存空间。幸运的亚历山大帝国的迅速崩塌为罗马人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通过三次“布匿战争”灭迦太基南扩北非、西扩西班牙，四次“马其顿战争”灭马其顿王国东吞希腊，在一次次征服带来的巨大财富支撑下，罗马共和国离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庞大古罗马帝国只有一步之遥了。唯一能够对其发展挑战的只有一个个不断崛起又迅速消失的西亚国家。
其次，社会发展阶段的极大差异决定了西汉和古罗马共和国不同的国家运行方式。此时的西汉王朝已经步入相对成熟的封建社会，而罗马共和国还处在奴隶社会的中期。这一差异表现在国家管理形式上，就是西汉王朝已经普遍实行郡县制，而古罗马共和国及至以后的古罗马帝国一直沿用“行省制”。
西汉通过设置郡、县，已经能够对国家实行金字塔式的分级管理，并建立了完整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体系，只是在西域等边疆地区才没有推行郡县制度。各级官员统一由国家任命，并按制度从国库领取俸禄。这种做法已经为现代社会各国所普遍采用。只不过大多数国家的皇帝或国王换成了中央政府。有的国家则通过君主立宪制努力弥合王权与民权的矛盾；如英国、西班牙、奥地利、日本等。但西汉前期，依靠汉高祖与众臣的“白马之盟”，大量刘姓封王在地方上依然拥有十分强大的势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虽然一度篡权的吕后（前202年—前195年在位）大量诛杀了刘姓子孙，但这种局面并未彻底改变。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也成为西汉王朝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而古罗马共和国的所谓“共和”本质上只是原始部族联盟的变形。在国家层面上，古罗马共和国采取的是执政官、元老院和部族会议三权分立；由元老院代表贵族利益，部族会议代表贫民利益，执政官负责具体政策执行。这一点后来演变成现代欧美国家较多采用的总统或总理负责制，配以参众或上下两院。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国家的迅速扩张，贫民和贵族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日趋激化，且较多表现为两者对执政官地位的争夺。公元前133年和公元前123年，两次以没收贵族非法占有国家土地为主要内容的“格拉古改革”，都遭到贵族元老院的血腥镇压。贵族和贫民的利益冲突，必然导致了古罗马共和国后期出现军事独裁。在地方层面上，古罗马共和国实行所谓的“行省制”本质上就是分封制，且明显带有奴隶制社会的烙印。行省省长与部落首领相似，有着绝对的权利。在对行省的管理方式上，共和国内部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意大利半岛和希腊等地区的行省对古罗马共和国的最大义务就是纳税。罗马只派出总督掌握军权和司法权，另外派两名官员负责收税；其它事物全由当地人自行管理。而一些“蛮族”地区甚至直接成了军事将领的私人财产。因此，绝大多数被古罗马共和国乃至后来古罗马帝国征服的地区，经常处于失控和高度地方自治中，并最终为古罗马帝国的最终分裂埋下了祸根。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部落联盟管理方式与古罗马的行省制度极其相似。大风来时各东西，政治体制上的落后是古罗马帝国和公元2011年的利比亚卡扎菲政府在外国势力干预下迅速倒台的重要原因。
第三，西汉和古罗马共和国虽然都是由多个民族组成，也都有一个民族处于统治地位，但其在国家中所发挥的影响却有很大差别。
西汉王朝时期，汉民族逐渐形成并开始居于绝对主体地位。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华夷杂处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虽然春秋时期还有华夷之间风俗不同、语言不通的困难。但经过春秋时期的思想准备，以及战国时期的混战，除北方偏远的地方外，在相对封闭的中华大地上，各民族进行了充分的融合。尤其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度量衡，实行文同书，车同轨；以及汉初，在继承先秦灿烂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统一的汉文化，都使华夏族与夷狄各族逐步融合而形成的一个全新的民族共同体——汉族。从而确保汉族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文化上，都在整个国家中都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对于大汉帝国实行郡县制度和维护大统一的中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古罗马帝国所无法比拟的。
在古罗马共和国初期，最初只有罗马城的贵族或贫民才拥有罗马公民资格。即便是那些意大利半岛上在布匿战争时期支持罗马人击退汉尼拔的其他城邦，也没有罗马公民的地位，没有资格分享古罗马共和国扩张带来的成果。这一点直接到了公元前91至88年的“同盟者战争”，意大利半岛非罗马城邦为争取与罗马公民平等的地位发动了起义。最终在罗马答应满足这部分人要求的情况下，起义才被镇压下去了。但这种情况只限于意大利半岛。而即便是将这部分人也包括在内，相对于已经十分庞大的古罗马共和国，在政治上处于主体地位的罗马人在人口总量上依然只是少数。而且由于罗马人是以相对落后的文化，统治着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东部各族，尤其是对人类历史有过杰出文化贡献的希腊族，整个国家不可能进行彻底的罗马化。而统治阶层的思想局限性也使其没有进行或者没有时间进行文化上的统一。这就造成罗马帝国东部通用希腊语，是希腊化地区；西部通用拉丁语，才是所谓真正罗马化区域。而且这两种语言还仅限于政府和城市中使用，其它地方则依然是各种语言混杂，为后来古罗马帝国后期的东西分裂，以及更细致地分裂埋下了隐患。
在上述差异的背景下，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登上舞台，开启了西汉和古罗马共和国的全新篇章。好战的汉武大帝（公元前141年－前87年在位），以自己的文治武功极大地影响了西汉乃至整个大汉帝国的发展。兼具狮子般勇敢和狐狸般狡猾的苏拉（公元前88年－前79年任罗马执政官），则按下了古罗马共和国向帝国转变的的按钮。
汉武帝好战但绝非乱战。从公元前135年，派兵入蜀灭夜郎开拓西南，到公元前133年马邑设伏，公元前119年“逐匈奴于漠北”，到公元前109年远征朝鲜半岛，公元前108年灭卫氏朝鲜设郡置官，到公元前108年，破车师、伏楼兰，到公元前101年，远征大宛，开拓西域，汉武帝用不世武功树立了大汉王朝“帝国”的雄心。其中，大将军卫青的公元前129年奇袭龙城，公元前127年击败白羊王、楼烦王收复河朔，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公元前121年夺取河西走廊，119年直捣匈奴人老巢“封狼居胥”更是其中最惊心动魄的篇章。汉武帝后期的西汉王朝版图已经是大秦帝国的两倍，并勾勒出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其赫赫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一个“少”字彪炳了汉武帝除辉煌的盛唐和“腐朽”的大清王朝之外，对现在中国版图做出的巨大贡献。
苏拉的狮子般勇敢是在一次次战斗中展现出来的。在还是执政官马略的部将的时候，苏拉在公元前107至105年的“朱古达战争”中击败北非了的努米底亚王国（今阿尔及利亚一带），在公元前91至88年的“同盟者”战争中，平定了罗马同盟者的叛乱。公元前86年，已经成为执政官的苏拉亲自率军在“第一次米特拉达梯战争”击败了本都王国（安纳托利亚半岛）。公元前83年，苏拉率军回师征讨与之争权的马略派，血洗了罗马城。其在战场上展现出的无敌气势，只有后来的凯撒大帝可与之比拟。
汉武帝在进一步完善了国家管理体系方面也是成就卓著的。登基之初，他就通过“推恩令”逐步削弱诸侯势力，通过设刺史加强对地方的行政管理，通过国家专营冶铁、煮盐和酿增加中央财力；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思想上巩固皇权。所有这些都为大汉帝国的崛起提供了坚实保障。
苏拉在政治方面的最大影响是开了古罗马军事独裁的序幕。公元前88年，贵族出身的苏拉与贫民出身的马略进行了争夺执政官地位的大规模仇杀。最终苏拉胜出，宣布马略为“罗马的公敌”。虽然在其远征期间马略派人士一度控制了罗马，但公元前83年，苏拉果断回师罗马，迅速剪除了马略的党羽。其后，苏拉立即恢复了元老院特权地位，限制保民官和部族会议参政权力，并于公元前81年，逼迫元老院任命他成为终身独裁官。此举为日后凯撒等人的独裁开启了先河。
然而最令世人为之刮目的还是两人晚年的完美收官。公元前89年，汉武帝下达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公元前79年，处于巅峰的苏拉果断宣布从政坛上隐退。
虽然取得了不世武功，但连年的征战最终还是耗尽了西汉王朝的积蓄。仅漠北一战，汉军14万匹出征的战马仅三万余匹返回。面对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公元前89年，当有人提出在“轮台”（今新疆境内）驻军戍边的时候，汉武帝理智地发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这对于晚年曾一度沉迷于巫蛊的汉武帝来说，应当是给自己略欠完美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逝，庙号“世宗”。后人则给予了建立了丰功伟业的他“武帝”的尊称。而毛泽东的一句“昔秦皇汉武”更是高度赞美了汉武帝道不尽的风流。其后的西汉王朝于公元前60年设西域都护府，实现了对西域的实际管辖。公元前36年，陈汤假借圣旨，招西域十六国大军，奔袭三千里，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斩杀北匈奴郅支单于，更留下了那句声震千古的豪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自此，大汉帝国永久解除了北方匈奴的边患。
如果仅就军事和政治成就而言，与运筹帷幄相比的汉武帝，苏拉只能算是一个将军、一个出色的政客，但在对于古罗马共和国的影响以及所展现出的高超政治手腕，苏拉与汉武帝相比却毫不逊色。公元前79年，已经成为终身独裁官的苏拉突然宣布隐退（次年病逝）。虽然树敌无数，依然能够在乡间安然度晚年，苏拉向世人展示了狐狸般的狡猾。而苏拉墓志铭上的“我的朋友并没有带给我多大的帮助，我的敌人也并没有带来多大的伤害，但是我都加倍奉还了他们。”则充分体现了西方文化中个性的张扬。苏拉死后，凯撒与庞贝和克拉苏秘密结成“前罗马三巨头”共同执政。公元前44年，凯撒击败庞贝成为古罗马共和国继苏拉之后的第二位独裁官，同年被刺身亡。公元前27年，凯撒义子屋大维接受“奥古斯都”称号，实行元首制，完成了古罗马共和国向古罗马帝国的最终转变。
虽然说在国家发展的重要关头，历史选择汉武帝和苏拉是巧合，但汉武帝与苏拉面对历史的选择，舍我其谁的精神，更应该令后人感佩。故此，窃深以清人之“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