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东西方世界的逆转已逐渐从外在表现开始转化为文明发展的差距。17世纪下半叶的亚洲，大清帝国、莫卧尔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在对历史千年不变的简单重复中了无生机，几乎停止了前进的脚步。康熙大帝虽效仿秦皇汉、凭一己之力开启“康乾盛世”，但却使中华文明与整个世界的发展渐行渐远。17世纪下半叶的欧洲，荷兰商业帝国的风光渐逝，路易十四用“太阳王”宣誓法国的崛起，英国在宗教冲突中实践君主立宪制度，神圣罗马帝国散沙一盘。但正是在这剧烈的动荡中，对基督教的怀疑和反抗促进了人类现代科学的产生。此后200多年，中华文明风光不再，欧洲开始成为世界的主宰。

    东亚中华文明的稳定能力超乎人们的想象。单从社会发展形态看，从秦统一六国到大清王朝灭亡，封建制度轮回竟然延续了2200多年。满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大清王朝几乎与秦汉帝国一模一样。这种超长的稳定，虽然在前期有力支撑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但至明清则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羁绊。

    17世纪下半叶大清帝国，年仅8岁的康熙成为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任皇帝。顺治帝为年幼的他指定了四位辅政大臣；本意是想让其互相牵制，以防出现独断朝纲。但一山不容二虎，更何况四虎。经过复杂的权力斗争，鳌拜最终独占鳌头，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以至于架空了皇权，犯了为人臣的大忌，引起康熙的嫉恨。1669年，仅14岁的康熙智擒鳌拜。亲揽朝政的康熙，在政治上开“博学鸿儒科”广纳贤才，有效弥合了满汉矛盾；在军事上，削平三藩、统一台湾、平定南部边陲；亲征葛尔丹、善治蒙古，使蒙古各部成为清朝北部坚固的长城；在经济上，鼓励垦荒，废止圈地令，整修运河；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坚实基础。抛弃所有功绩，仅凭“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一言，康熙就足以获得与秦皇汉武并驾的大帝的称号了。然而，辽阔的疆域、相对繁荣的自给自足经济，以及历代北方草原入侵者对中原王朝的颠覆，都使出身游牧民族的康熙大帝在由法王路易十四派人帮助绘制的地图上，只专注于西北边陲，没能把目光投向更辽阔的海洋。重农轻商和忽视科技发展最终使中华文明与奔腾向前的世界洪流失之交臂。

    17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战争并没有随“三十年战争”的终结而终结，只是没有了原来新旧教派相对清晰的两大阵营。贸易、扩张、殖民地、新旧天主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和王位继承等统统都成了各国内战和外战的理由。

    英国为了与荷兰争夺海上贸易霸权，在1651年发布《航海条例》，并挑起三场英荷战争。1652—1654年，英国击败荷兰海军，迫使其不承认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1664—1667年，英国开始夺取荷兰的海外殖民地，但被法荷同盟击败。荷兰舰队成功进入泰晤士河偷袭伦敦，双方重新划定海外殖民地。1672——1674年，英联手法攻击荷兰，双方最终精疲力尽地达成了和平。

    法国为了争夺欧洲的陆路霸权，在本世纪下半叶挑起了三场战争，其中两次也与荷兰有关。在1667—1668年的“遗产战争”中，法国虽然遭到为应对共同威胁而临时组成的英荷瑞三国同盟阻击，但最终还是占据了荷兰部分领地。1672年，太阳王路易十四与英国达成共同瓜分荷兰协议，加入第三次英荷战争；并在1674年英国退出后继续进攻荷兰，最终在1688年再以占据荷兰部分领土宣告战争的终结。两次战争的胜利使法国陆军实力排列欧洲第一，海军实力超过了英国和荷兰两国的总和。促使法国发动第三场战争的是奥斯曼帝国对衰落中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入侵。1683年，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大军进军奥地利，兵围维也纳。孰料此举竟然激发了全欧洲抵御异教徒进攻的热情。各国贵族和平民纷纷投奔奥地利军队服役。在波兰国王帅援军解除维也纳之围后，神圣罗马帝国连续取得了多场胜利，横扫东南欧。为阻止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再度崛起挑起了，太阳王路易十四在1688年从西面对神圣罗马帝国发起了进攻。面对法国称霸欧洲的野心，欧洲各国第一次迅速地组织起反法大同盟，在欧洲大陆和海外殖民地联合对法国发起“大同盟战争”。1697年，“大同盟战争”以法国做出一定让步而告终。

    与欧洲大陆如火如荼战争并行的是英伦三岛上的“光荣革命”。1650年，查理二世发动复辟战争失败后逃往法国。1653年，砍掉查理一世脑袋的克伦威尔在平定各地农民起义后被英国贵族尊为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护国主兼陆海军总司令。1660年，查理二世在这位准皇帝死后复辟成功；抑制天主教徒，缓和宗教矛盾，并发动了第二、三次英荷战争。但在他1685年死后继位的兄弟詹姆斯二世却公开表示了对天主教的支持。1688年，在对天主教心怀恐惧的英国议会支持和策划下，妻子是英国玛丽公主的荷兰奥兰治亲王威廉率军登陆英格兰，不流血地驱逐了詹姆斯二世，通过“光荣革命”，完成了英国向君主立宪制的最终过渡。

    当战争的硝烟在本世纪末短暂散去，能够在海上与英国抗衡的只剩下拥有欧洲最强大陆军的法国。由于被连年战争耗尽了财力和军力，加之各国纷纷开拓自己的海外殖民地贸易，只是由松散贸易城邦组成的荷兰——“海上马车夫”开始走向衰落。唯一的安慰是他们的奥兰治亲王终于作为英国国王成为欧洲众王中的一员了。

    然而当本世纪欧洲的大幕即将落下的时候，一个全新的角色——俄罗斯登场了。1682年，经过复杂和血腥的内部争斗，老沙皇第二任妻子所生的10岁彼得与身体孱弱的同父异母兄弟伊凡共同继位沙皇。但在此后的7年时间里，皇权却被其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娅以摄政的名义牢牢把握。彼得和他的母亲甚至被逐出了皇宫。少年聪颖的彼得在乡下以游戏的名义训练了两支近卫军。1689年，17岁的彼得在近卫军的支持下囚禁了姐姐索菲亚，成为名副其实的沙皇；而与他共同执政的哥哥只拥有沙皇的虚名。1697年，26岁的彼得大帝开始了为期2年的欧洲游学。如果说当1547年野蛮的莫斯科大公伊凡勇敢地用拉丁语中的“凯撒”谐音给自己命名“沙皇”的时候，世界投去的还只是鄙夷的目光，那么当彼得游学回国后，人们在下个世纪只能用钦佩的目光看待这位俄罗斯帝国年轻的沙皇——彼得大帝了。

    然而的然而，17世纪所有的一切相对于现代科学的奇迹般诞生都显得那么苍白。1609年，意大利人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1619年，德国人开普勒公布了开普勒第三定律。1628年，英国人哈维绘制出人体血液循环图。1665年，荷兰人虎克发明了显微镜。1687年，英国人牛顿发表了不朽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用数学方法阐明了宇宙中最基本的法则——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之所以没有把这些“人”称作科学家，是因为他们创造这些科学成就的动因多数只是出于对基督教理论的完善。宇宙“地心说”是1500多年来支撑基督教的重要基石。从伽利略的观察，到开普勒的总结，再到牛顿的推而广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现代天文学正是在加固这一基石的过程中产生的，并最终成为现代科学的先导。牛顿和他的同代人们并未察觉到他们的研究对已确认的宗教构成一种挑战。甚至认为这些全新的发现仍然受到某种神圣的存在——上帝的操控。就连被宣称为异端的伽利略在题为《圣经的权威》的著作中依然试图使科学理论与宗教教义相和谐。而牛顿本人毕生致力于《圣经》、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研究。但现在说来出发点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成果从17世纪起已经开始削弱宇宙“地心说”——这座基督教古老大厦的根基；现代科学于是具有讽刺意味地在对基督教的思考中产生了。

    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曾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没有出现在拥有四大发明骄傲的中国，而是出现在曾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欧洲。抛弃对基督教反思的因素，要从根本上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要从稳定与不稳定两个基本状态来寻找答案。稳定虽然能够在很长时间内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产生和繁荣，但最终会导致了发展动力的不足和僵化。不稳定虽然早期曾阻碍欧洲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但最终在汲取其他文明的基础上为现代科学的出现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这两种相对对立的状态是在不断转化的。当稳定因为外力不可持续，就会转变成不稳定状态。当不稳定因为外力发生改变，也可能转入稳定状态。如果觉得上述说法有点绕口，那就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理解好了。

    总之，17世纪下半叶，被康熙大帝再次稳定的中华文明在稳定中失去了发展的机遇；持续混乱且不稳定的欧洲在对基督教反思中奠基了现代科学。此消彼长，这一逆转最终在百多年后，为中华文明的百年屈辱埋下了深深的祸根。而下个世纪迎接欧洲的则是工业革命的机器轰鸣。